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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读了一点施特…  

2009-02-09 12:0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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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读了一点施特…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

 

 

朱正琳(CCTV读书时间主编)

 

 

从海德格尔那个制高点转向施特劳斯这个制高点

绝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问题,而是改弦更张的问题

 

 

   我这里所说的施特劳斯,是指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这位已于1973年故去的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近年来在我们这里的大学校园里颇有些影响。其著作也多有译介,尤以华夏出版社推出最多。总标题为《经典与解释》的丛书和丛刊,不仅包含了多种施特劳斯本人及其弟子的作品,而且其整体编辑思想显然也是脱胎于施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即以最新出版的两卷本《古典诗文绎读》(华夏出版社2008年8月)为例,那种逐字逐句讲解从而引导大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原典”的做法,便是施特劳斯所倡导的。虽然这种讲解与阅读方式本来是古已有之(无论中外),但自“后现代”各种主义兴起以来,却是备受冷落。一度时兴的是,首先须拥有某种理论视界,然后才是用这一视界对“文本”或“本文”进行“解读”。此种阅读方式本身也是被理论武装起来的。按那种理论,“误读”就不仅是必然的(因为不误读据说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好的阅读方式大概可以被称为“创造性的误读”)。施特劳斯所倡导的阅读方式则正好相反,他要求学生尽力去理解作者的原意,并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赞成施特劳斯的看法。因此我也希望,像《古典诗文绎读》之类读物的出版,能有助于矫正在我们这里也盛行的“误读”之风。

   施特劳斯在我们这里引起更大关注的,是他的“现代性批判”。按某些引介者的说法,他的现代性批判是最为彻底的现代性批判,听上去像是施特劳斯把原有的现代性批判推到了极致。恰好华夏出版社今年又出版了一本《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2008年3月),是施特劳斯的讲演与论文集。书名表明主题集中于“现代性”,而演讲的形式又每每总是言简意赅,我当然不愿错过。开卷一读,果然受益匪浅。其中《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篇,对于了解现代性问题,尤有提纲挈领的功效。其他如《我们时代的危机》、《政治哲学的危机》、《德意志虚无主义》等等篇目,也都是有的放矢的文字,读来也很受启发。

   施特劳斯所理解的现代性,是与“古代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两个概念所标明的是古今思想尤其是古今政治哲学之争。施特劳斯说得很明确,现代性指的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彻底变更”。这一“变更”始自16、17世纪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形成了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继而有由卢梭开始、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的“第二次浪潮”和尼采掀起、海德格尔等人推波助澜的“第三次浪潮”。后两次浪潮是源自对第一次浪潮的批判,也常被称作现代性批判。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批判虽然也都求助于古代哲学,却并没有能真正回归到前现代政治哲学,相反却是把现代性给“彻底化”或“激进化”了,意思大概是越来越远离了前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开出的“现代方案”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建立“普遍社会”(theuniversalsociety),即“一种由诸平等民族构成的社会,各民族又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现代极权国家的产生使人们对这一目标渐渐失去了信心,“我们时代的危机”便始于此。“自由民主制的理论,还有共产主义的理论,源于现代性之第一、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含义已被证实为法西斯主义。然而,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并不足以使我们回归现代思想的较早形态:不可忽略或遗忘尼采对现代理性主义或对理性主义之现代信仰的批判。这是自由民主制之危机的最深刻的原由。总而言之,与法西斯主义相反,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导向对“古典政治哲学”和“古代理性主义”的回归。说实话,我不太敢相信,让“哲学和科学的本质”从“行动”(据说这是“现代方案”赋予哲学和科学的本质)回归到“沉思”,就能产生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不过施特劳斯也指出这只是“尝试性的或试验性的”。“现代政治哲学的相对成功已经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一种古典作家完全不知道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古典作品所陈述并阐释的那些古典原则无法立刻派上用场。只有我们活在当世的人才能找到今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充分理解古典作品所阐释的那些原则,这也许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出发点,??”

   要说清施特劳斯笔下的“古今思想之争”,还须费更多笔墨。又或者,我还须像施特劳斯教导的那样,逐字逐句去读他更多的作品后,才能说得简单明白。不过,读了一点说一点,我想《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一书至少还是帮助我澄清了两种可能的“误读”。第一,不像“最为彻底”一语所暗示的那样,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沿着卢梭、尼采和海德格尔开辟的路径向前推进。施特劳斯虽然也怀疑现代理性主义,但却没有走向反理性主义,而只是要求回归古代理性主义。这是他与卢梭、尼采和海德格尔(尤其是与后二人)的重大差别。第二,施特劳斯并不反对现代的自由民主制,相反,他的现代性批判是想寻求对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见前文)。他的弟子布鲁姆就曾证实说:“在实践上,施特劳斯感激美国为他提供的庇护,明白只有民主制是其人民最可靠的朋友。无论在经验还是研究上,施特劳斯都知道,自由民主制是现代人仅有的体面、公正的选择,但他还知道,自由民主制在实践和理论上都面临种种威胁,甚至遭到围攻。”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与尼采、海德格尔的差别至关紧要,与卢梭(尤其是其后继者)的差别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差别是本质的,不可混为一谈。在“现代性批判”显得很时尚的我们这里,牢记这种差别尤为重要。据我观察,自1980年代中后期在我们这里开始出现的“现代性批判”,主要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引进的,后来又有了从把尼采和海德格尔“拆解”、“组装”(布鲁姆语)而成的左派理论那里引进者。到21世纪,施特劳斯的理论才被引进,而且一进来似乎就被看成是“现代性批判”的新的制高点。这固然有点与时俱进的意思,但却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从海德格尔那个制高点转向施特劳斯这个制高点,绝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问题,而是改弦更张的问题。前述差别告诉我们,要做这种转向,至少至少,就得准备放弃颠覆理性主义传统的意图和蔑视自由民主制的情怀。我想,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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