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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不忘杨小凯  

2009-02-06 13:3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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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不忘杨小凯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

 

 

高林(评论家)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举世公认,仅凭这些成就,他的一生已很辉煌。但最值得我们纪念的

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的风范和节操

 

 

   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杨小凯,特别是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就更不应该忘记他。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华裔经济学家。他是湖南湘潭人,出身于高干家庭。他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他离开了我们去了天国。

   2000年12月1日,笔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听过杨小凯的讲演。那时候,他可能还没有被查出患了癌症。看上去神色坚定、精神饱满、举止端庄,声音低沉而有力。特别是他那一段关于“后发劣势”的观点和论述,使得许多人振聋发聩。

   更早一些时候,读过他写的《牛鬼蛇神录》。1968年,不到20岁的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他被判了十年徒刑,书中描述了他十年牢狱生活的经历。幸好我在上大学时就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算是有了一些思想准备,才没有被书中的许多情节吓住。但深深感动我的是他在狱中的学习历程,他拜同牢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了数学、英语、材料力学和机械学。通过反复研读《资本论》,他发现了劳动价值论的三大缺陷,由此萌发了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改造的念头,日后以超边际分析为特点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由此诞生。在这期间,杨小凯甚至自己用数学方法推导出经济学中著名的边际效用均等原理—“戈森第二定理”。杨小凯凭借年轻的身体挺过了那段艰难而又残酷的生活,而指导他的那些老师中却有许多人再也没能重返人间。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举世公认,仅凭这些成就,他的一生已很辉煌。但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的风范和节操。他把自己的关注投向中国现实问题,在那些复杂数学公式背后,明确指出了中国当今问题的所在和未来的出路。“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是杨小凯的生前好友、著名论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的合作者,他评价:“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学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有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就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而言,他是一个主要贡献者。毫无疑问,他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杨小凯的学生周其仁教授说,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学术核心部分的理念。”

   “后发劣势”概念是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英文名称为“Curse To The Late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后发,就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就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要改革制度就必然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十多年来,杨小凯应用劳动分工理论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许多论文。在这个基础上,杨小凯在众多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浇了一盆“后发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并没有否定中国可以运用较低的成本摹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后发优势”,而是说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是后发优势。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固然重要,但没有学习与之配套的政治制度,只是单纯满足于技术摹仿而忽略制度建设,所谓“后发优势”就是一种假象。他研究了百年来的经济史,指出短期快速增长虽然能带来表面的繁荣,但却会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埋下祸根,当危机到来之时,国家、民族都会遭受巨大的痛苦。他说,“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制度的弊病就会暴露,所以这叫做后发劣势。”他告诫我们,不要嘲笑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长远看,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必将有益于经济发展的持续和稳定。而中国表面上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上拒绝任何改革,危机实际上已经来临。

   我们之所以尊敬杨小凯,是因为他能像许多前辈思想家那样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危险,而且勇于独立地表达。他虽然是经济学家,但他把更多地关怀投向了当今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他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怀,以及深沉而真挚的爱,令人为之动容。研究中国经济就必须研究中国政治,研究中国当今的政治制度,撇开这些内容的任何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他真正打算有一点成就,那么他就应该真诚地面对当前实际问题,而不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迎合某种观点,或者为某种需要寻找理由。

   杨小凯毫不掩饰地指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制度问题。他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必须要从经济和宪政开始,同时,知识分子一定要保持独立的声音。这两个观点揭示了中国问题的要害。他具体分析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什么是国家机会主义,杨小凯认为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他举了一个例子,政府既当分饼者又当拿饼者,也就是说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者,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这就是坏的资本主义,解决国家机会主义的根本就是实行宪政制度,而宪政的经济基础则是私有制。

   杨小凯的观点或可质疑,或可商榷,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无法回避。今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这个成就主要是因为这三十年来中国进入了世界市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把中低档次的产品输出到世界各国,同时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本而带来的。我们利用所谓的“后发优势”很顺利、很方便、成本代价很低的进入到世界市场的生产链中间。可是却在其中占了一个最低端的位置,收入最低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依靠行政手段人为地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却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我们用非常低廉的报酬换取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多数百姓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得不到保障等等,却没有花精力投入体制与制度的改革。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似乎还有一片“净土”,殊不知这片净土正是以前付出沉重代价而形成的积累。这一积累既反映在外汇储备、美国国债等巨额财富之中,也反映在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变化中,更反映在日益严重的制度缺陷之中。

   在这个时候,重温杨小凯的理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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