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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新旧转换 乍暖…  

2009-02-03 09:4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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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新旧转换 乍暖…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

 

 

文∷李辉

 

 

李辉,湖北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传记文学和随笔创作

先后发表论著《巴金论稿》、历史纪实《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以及萧乾、沈从文、黄苗子、郁风等人传记等;随笔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类)

另有《福斯特散文选》、《走进中国》等译著出版

 

 

一九七八年暑假期间,同班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

发表了小说《伤痕》,引起社会震动

一片叫好声中,也有批评意见。吴老师就是不叫好的人之一

暑假过后开学,中文系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关于《伤痕》的辩论会

 

 

   一九七八年的春节,我在家乡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度过。一个多月前,刚刚参加过“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我期待着有好消息光临。

   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商店打(当地话“打”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住我,“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是吗?”当时我还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正好要去一个同学家里,与几位知青点的同学见面。见到他们,还没坐下,第一句话就说:“我考上了。”说完,来不及聊天,我赶紧回家,让全家人与我分享这一快乐。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达的,还有一份《复旦大学学生入学注意事项》。报到时,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校方,这份“注意事项”则和准考证一起,夹在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皮的《中国地图册》里,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项”为单页双面,十六开,与县城的准考证和试卷相比,它显得正规得多,用的是厚纸铅印通知。“注意事项”共十项。标题左上角,加框印一说明“此件随入学通知书发给学生本人”。虽然是一纸普通的入学须知,三十年后,它却有着多重意味。

   第三条为我们提供当年的生活细节:“学生入校时,必须各自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迁入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来自外地的学生,必须同时携带当月所需全国通用粮票和到校后第二个月开始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都必须分别开给学生本人。”第八条写道:“办理入学手续时,须交最近拍摄的一寸脱帽半身正面照片六张(务必拍摄报名登记照,切勿拍摄美术照)。复员军人应交不佩带领章的照片。”

   正是这一条须知,让我很快走进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近照。报到那天,六张照片,分别贴在登记表、学生证等一干证件上。从那天起,我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七七一一,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7711026—它将陪伴我一同走过复旦四年,它也是我的毕业证上的号码。

   一个多月后,在学校门口,一位新闻系的朋友刘平,为我拍下了进校后的第一张留影。

   新生活,从此开始。

 

   刚进复旦,现代文学史课堂上就走来了研究鲁迅的专家吴中杰老师。算算年纪,他当时四十刚出头,按照如今说法,俨然还是青年学者范畴,但在当时他已是饱经沧桑的一个人物。有上海同学说,吴老师“文革”中可是“风云人物”,是复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第四号人物”,所谓“黑军师”“黑高参”。如此经历,倒是令人刮目相看。

   吴老师善辩,尤喜争论,这使得他与我们这帮七七级的同学没有隔阂。平等的争论和交流之中,彼此成了朋友。如今,只要他一到北京,一个电话,大家便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对饮畅谈,一如当年复旦校园中。

   一九七八年暑假期间,同班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小说《伤痕》,引起社会震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批评意见。吴老师就是不叫好的人之一。暑假过后开学,中文系在一个大教室里举行关于《伤痕》的辩论会。大家围在一起,中间放一张桌子,发言的同学相继站上去,各抒己见。记得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颜海平,是《伤痕》极力推崇者,她刚刚讲完跳下来,只见吴老师蹭地一下跳了上去,侃侃而谈,认为《伤痕》中的人物太软弱,逆来顺受,不是典型人物……具体的话我已记不清了,但他那副可爱的较真儿的样子令人难忘,而他对生活、对历史的热情,更是留给我以深刻印象。

   一年后,颜海平创作了话剧《秦王李世民》,轰动一时,以历史演绎为改革新政提供了另一种映衬。

 

   对于我未来的人生而言,在一九七八年认识贾植芳先生,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意义。

   贾先生在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锒铛入狱,陷入逆境。我长大成人的二十余年,恰恰是他经历苦难,与命运抗争的岁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地点: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中文系在复旦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的二楼。楼房多年失修,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格吱格吱乱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东头的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却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仿佛另外一个天地。

   资料室分里外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刊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里面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找到书,走到他的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此时,他则刚刚结束在学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的生涯,回到教学单位等待平反。他还没有资格给学生上课,故暂时被安排在资料室当管理员。

   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先生走进来与他闲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顺口吟诵出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说实话,当时我对他们这样的对话,最初反应是迟钝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时刚刚从监督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历史罪名还压在他身上,对变化着的世界,他怀着且喜且忧的心情。

   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贾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一口浓浓的山西乡音。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后来他的一九七八年日记出版,我看到我的名字在一九七八年年底时候开始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不过,最初他只写成“小李”,而不敢写出我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当年他有顾虑,害怕他的身份和处境会牵连了学生。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在日记里直接写出我的名字。新旧时代转换,人生大落大起,季节乍暖还寒,不少他那种经历的人仍有余悸。这是历史的产物,早已成为消失的陈迹,渐渐被人淡忘。但读到他的一九七八年的日记时,我有一种历史的感动。

   结识贾先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定了我未来的人生。十年后,一九八八年,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完成了《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写作。对历史的关注,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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