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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感谢一九七八  

2009-01-16 09:4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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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感谢一九七八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十二期《我的1978》

 

 

文∷高西庆

 

 

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尽管其后三十年的道路上

仍然充满了变数和不得不面临的选择

但如果把1978那一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

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看

我仍然常常不能自已地感慨那本来

也完全可能成为自己人生道路的随机性和不可知

感叹历史的伟大和不可抗拒

 

 

   历史充满了人类不可预知,亦无以控制的因缘际会。我们的乐观主义者们所常说的“机遇”,在悲观主义者(包括中性的不可知论者)们看来,只不过是以完全随机的形式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偶然事件。这或是我们尚无法解释,亦或是我们永远无法认知的某种远高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力量之所为。当我们年轻时,我们很容易把这种“机遇”看成是我们自己或者亲友的能力、努力的结果;但当我们一再地遭遇违背自己的能力、努力方向的事件,无论是发生于自己身上还是自己周围看到、听到的人们身上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在这“随机的世界”里是多么地渺小和无力,我们也才学会了在冥冥之中对自己所有一切的感恩和所无一切的接受。

   回头三十年来看我走过的道路,1978年对我来说,可谓是充满了机遇—或说是历史偶然性的一年。那年一月,我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从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贸英语专业毕业。原本院系领导和这时已多了一点发言权的老教授们向我许诺多次的留校前景在一夜之间发生了180度的改变:不仅必须回原工厂去面对苏联专家留下的卷轶浩繁的俄语资料,而且可能因为“存有不切实际的留校幻想”而受到党组织的训斥,甚至处分。整个过程扑朔迷离且不容我做任何申辩解释。从悲观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似乎是落入了一个预设的圈套,成为当时所谓“两种路线(学术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我自己宁愿将它看成是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交错作用的结果。

   二月,我回到西安,光荣地成为我国航空计算机事业的一名新兵:情报资料翻译员。当年共同奋战与秦岭大巴山中铁路建设工地上的战友们说:瞎忙活了半天,还不是得回来干这差不了太多的琐事。三月,国务院决定恢复研究生制度,报名截止日为三月三十一日。我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在三月三十日的党委会上最终决定不再坚决阻拦“新毕业的大学生”考研。三月三十一日晨,我拿着单位介绍信和刚填好的报研表,推着自行车出门去报北京外语学院王佐良教授的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电话铃响,我开锁回家去接电话,是我父亲打来的。他说有一封来自外贸学院的很厚的信。我改变路线,先去父亲办公室取信。是学院政治部主任助手马老师来的信。信中力陈政治大气候已然改变,认为我不应再因个别人的偏见而放弃外贸学院;力陈学习一门“实质有用的专业知识”和“作为工具”的语言知识之间的优劣对比;力陈学校上下大多数人对我的良好印象等等。如此雄辩的说辞使我与父亲均无法有更多的犹豫。我随即决定在外贸学院诸多学科中选择王林生教授的宏观经济(时称“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作为报考专业。花了几小时将那份仅有的全国统一考研表填写完毕,在当天“考研办”关门前的最后时刻把表格交了进去。四月,彻底改变备考方向,放下所有英美文学书籍,拿起经济学、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实务书籍恶补。五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研究生统一考试。由于十六日当日单位实施夏日作息时间表的误导而迟到半小时,几乎被拒之考场门外。七月赴北京参加考研复试,被告知以全国总分第一名入选。八月开始重读资本论一至三卷。九月入学,以完全不同于八个月前的心情重新回到北京外贸学院。研究生班共16人,分六七个专业,我是唯一一个学宏观经济,也是年龄最小的研究生。虽然那年我已经25岁,但班里半数人比我大十岁左右,来自于极其多样化的背景。与这些充满智慧和离奇经历的兄长辈的人在其后三年中的朝夕相处,使我学到与此前多年所接触的完全不同质的知识和人生智慧。

   十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凡是”换成了“解放思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又一次飞跃!新大学生、研究生中的思想活跃程度与日俱新。十一月,系党总支书记叶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改变方向,学习国际经济贸易法律,说这是上级(外贸部党组)根据形势决定新增加的专业。我不假思索的反应:什么?法律?有什么用?对我来说,“政法”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学术地位和我父母在文革中多年所遭受的一切已足够使我对其避之惟恐不及。叶老师在其后的两周中几乎每日找我谈话,极力劝说我改变想法。而我作为研究生支部的书记,却对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形势全然迟钝,坚决拒绝。其后,学院动员说服了班里的另一名同学改变自己的专业,作为外贸学院历史上第一位法律专业的研究生,开始了在沈达明教授指导下的学习。两个月后,叶老师又来找我,说上级认为法律专业研究生太少,要求增加一倍力量,所以还是希望我去。此时我已读完当时所可能搞到的所有经济学类书籍(总共不过二三十本),同时也开始对那位师从沈教授的同学每日所谈及的罗马法的各种概念感到极大兴趣,于是不费叶老师多少唇舌我即欣然同意改变专业,开始了我迄今仍感庆幸的法律学习。

   尽管其后三十年的道路上仍然充满了变数和不得不面临的选择,但如果把1978那一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仍然常常不能自已地感慨那本来也完全可能成为自己人生道路的随机性和不可知,感叹历史的伟大和不可抗拒,感谢那一年中共领导群体的智慧和决断,感恩自己在这样的时代降生在一个伟大、绵长、顽强存活的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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