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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十二期《2010以后》——在冲突的事实…  

2010-01-25 11: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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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十二期《2010以后》——在冲突的事实…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9年第十二期《2010以后》

 

 

文_王小鲁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我们第一次感到,需要摆脱任何一种既定的理论框架、教义或思维惯性,从大量杂乱无章的现象、彼此冲突的事实、互相抵触的信息中,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2008年和2009年让许多人想不到。

   2008年,几乎所有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金融家和大国政府首脑都没有想到,一场小小的次贷危机竟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衰退;庞然大物般的世界金融大厦一个接一个轰然倒塌;繁花似锦的美国经济转瞬间就坠入负增长。历来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大把撒钱干预经济,甚至不惜由政府出面接管私人公司。

   2008年,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也没有想到,已经保持多年的、年率20%以上的出口迅猛增长,顷刻间就被20%的大幅度下降代替;上半年严厉实行的紧缩政策,年底前就被四万亿元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代。

   2009年,中国和世界上许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走完,汇率、利率、资本市场都没有放开,高度依赖出口、而出口又受到沉重打击的中国经济,会领先于世界各国走出危机,经济增长率迅速恢复到8%以上。

   我们第一次感到,需要摆脱任何一种既定的理论框架、教义或思维惯性,从大量杂乱无章的现象、彼此冲突的事实、互相抵触的信息中,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回首2009,我们可能需要对许多习惯思维作出更正。例如:

   经济自由化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

   自由放任的思维逻辑并不总是对的,尤其是当自由的金融创新将他人至于高风险之中的时候;

   把风险和社会外部效应考虑在内,私人所有并不总是有效率的,特别是在那些不可能充分展开市场竞争的领域;

   国家干预并不总是坏的,特别是在自由放任不能带来公平、效率和安全的时候。

   但这些决不意味着反命题自动成立。例如有人说,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失败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胜利。这种说法错得找不着北。因为中国取得的进步是发生在市场化改革进行了30年的今天,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今天世界上的成功者就不会是中国,而是沐浴在英明领袖的光辉思想普照下的北朝鲜。但是北朝鲜的老百姓无论是在危机之前,还是在危机后的今天,都还没有填饱肚子。设想如果回到改革前那个时代,中国现在说不定正处在又一次“大跃进”带来的全国性饥荒之中。

   盘点2009,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是有逻辑可循的。

   首先,中国并没有卷入世界性的金融创新中去。中国没有发生由于金融泡沫破灭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和经济停顿。中国遇到的难题是世界市场萎缩带来的出口大幅度下降。而外需的下降是可以用内需的扩大来弥补的。

   其次,中国没有寅吃卯粮,过度消费,反而保持了一个过高的储蓄率。过高的储蓄率之弊,我们后面讨论。但至少在危机中,这样的高储蓄意味着在外需下降时,扩大内需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高外汇储备也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性。

   第三,中国经济有非常高的灵活性,能够在外需突然坍塌的时候,迅速调整生产结构,转到以内需导向为主的轨道上来。这主要得益于30年来在市场环境中发育起来的民间经济,得益于一大批在市场竞争中锻炼出来的企业家的顽强与智慧,得益于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的勤奋和坚韧,同时也得益于及时出台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和数年来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努力使国内消费得到支撑。

   中国经济今天在危机面前的表现,与50年前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大滑坡、与40年前文革时期的经济负增长,与30年前经济调整后的三年缓慢恢复,与20年前伴随改革倒退的三年低增长,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反差,从根本上源自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并不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踏上坦途。正像一些人对世界经济的迅速复苏的乐观态度似乎过于天真一样,不少人对中国经济V型反弹的强烈信心看来也还缺乏牢固的根基。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的储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GDP核算数据,最终消费在2008年只占GDP的49%,居民消费只占35%。2009年,估计没有很大变化。如果不能尽快调整,过低的消费倾向对扩大内需会构成阻碍。目前的经济复苏,主要是扩张性政策引起的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所导致,而这种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只能是短期的。持续的投资会导致产能迅速扩大,如果没有国内消费需求或出口的相应增长,很快就会带来产能过剩,使经济增长再次遇阻。

   其次,2009年前三季度信贷增长过猛,达到8.7万亿元,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长率均超过29%。这势必造成2010年一定程度的通胀。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将在2010年结束,而继续实行新一轮的扩张政策,则将面临通胀的威胁,其政策空间受到压缩。

   第三,世界经济尽管释放出若干积极信号,但尚有大量不确定因素,2011-2012年出现第二波下降的危险仍然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不出现再次下降,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经济的内部结构调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出口恢复到过去20%以上增长率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在上述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在2011-2012年期间很可能将再次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关键因素取决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动。只有国内消费在未来几年中有较大的回升,才可能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

   国内消费不足是一个与收入分配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的现象。过去二十年多年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逐渐下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也逐步下降。在1992到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4.6%下降到48.6%,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0.378上升到0.469,而居民消费比重则从47.2%下降到35.3%(数据见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世界发展研究所(WIDER)数据库)。

   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是资本和其他要素回报增长快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的结果,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此情况下,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自然导致居民储蓄率提高和消费率下降。

   中国处在市场化转型时期,同时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处在这个时期,工资水平增长较慢、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是难以避免的。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极其重要的因素。我们仍然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使资源收益的分配严重不合理。在现行的公共资金管理体制下,资金分配缺乏规范和监督,既不能保障各级政府合理履行公共职能,又造成资金浪费和错误的分配。现行制度缺乏对垄断性行业超额利润的再分配机制,导致企业储蓄过高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赖于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内容,是规范和透明,即建立一套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以及形成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几项基本社会保障还仅仅覆盖了部分城镇居民。农村只是最近几年才普及了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其保障程度还远低于城镇。在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和未来风险,对于启动消费非常重要。

   概括说来,中国经济要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至少需要迈过两道门槛:第一,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第二,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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