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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普世文明,还是中…  

2009-10-16 11:2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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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普世文明,还是中…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9年第九期《中国特色》

 

 

_许纪霖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

                      而且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实体

                          更要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实体

 

 

共和国已走过了六十年历史路程。比较共和国成立之初,今日的中国已经深刻地卷入到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之中。全球化给各个民族与国家带来了世俗化的变迁,同时也建立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性。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其中最深刻的问题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对于这个问题,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普世价值论和中国本位论。普世价值论认为:现代性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也不例外,历史已经终结,中国应该走与西方同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本位论则强调:太阳不是一个,而是有多个,现代性是多元的,中国应该也可以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近三十年中国的崛起,证明了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需要的仅仅是打破西方对现代性话语的垄断,作出中国自身的理论阐释。

这两种理论背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预设。普世价值论承认现代性可以有欧洲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日本的模式、中国的模式,它们都是特殊的现代性,但特殊之中有普遍,多元现代性之间有一些彼此可以通约的普世价值。而中国本位论则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认为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现代性都是特殊的,不可比较的,没有一个可通约的普遍标准,如果有的话,背后就是潜伏的、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

这两种对现代性的理解,体现了启蒙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紧张关系。启蒙主义是普世的,从普遍的人性和正义提出问题。而历史主义反对启蒙的普世价值,一切都只能在民族与文化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获得意义,而不同历史语境的文化是难以通约的。历史主义有其睿智,可以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但也有其危险性,有可能消解现代性本身,把现代性本身解构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导致后现代的价值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而价值虚无主义又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温床。从历史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再到反现代的另类现代性,这一下行路线有其深渊所在。

传统的启蒙主义有一个弊端,即导致僵化的,独断的一元论现代性。特别是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解释为以美国为标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统模式。帕森斯将现代化归纳为三条铁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非西方国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如何从传统(本土)走向现代(西方)。这种赤裸裸的西方中心论如今已经被普遍地唾弃。到了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性方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仔细考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用帕森斯的三条铁律来衡量,无法解释。以本质主义的思维理解现代性,已经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内在障碍。

要超越这一困境,解开现代性的普世与多元内在紧张的死结,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理论会给我们一条新的路径。维特根斯坦在研究各种词的意义的时候,发现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一个词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但不同语境下的同一个词的意义又是相似的,他将之称为家族类似。也就是说,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的容貌都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共同的本质,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为家族所有成员全体分享的,但总是有一些最基本的特征为大部分成员所共同拥有。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理论对我们理解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在不确定的历史语境之下获得现代性的确定意义非常有启发。它提示我们,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僵硬的本质或确定不移的目的,不是帕森斯式的三条铁律。现代性意味着一组价值,包括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富强、幸福等等。都是现代性的价值。这些价值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彼此之间很难和谐,相互之间经常有冲突。于是对于不同的现代性价值需要选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理解是不一样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有不同的现代性,乃是它们对何种价值优先的理解和处理不同。比如,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法国突出民主,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不同的现代性,隐含了价值优先性的差异。普世的现代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也并非一成不变,内部充满了紧张与冲突,不同的现代性方案是不同价值的组合。不过,如果说它们都是现代性的话,一定具备了现代性这组价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当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过于偏重某个价值,比如只注重国家富强,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民主制度有了,却没有相应的法治秩序,贪污贿选成风;或者社会实现了平等,却在普遍的贫穷中挣扎……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判定不是一种好的现代性。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新的思维重新理解现代性的话,一方面可以避免本质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方案,哪怕它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出现,另外一面也可以与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划清界线,坚守现代性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轴心文明,作为普世文明,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提供了普世性价值。任何重要的人类文明,无论是东西方文明,都是普世文明,内涵着普遍的人性。正因为这些轴心文明是普世的,对人类的普遍命运、人性的一般问题有着共同的关切和思考,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才是可能的。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国大思想家莫兰指出:文明同野蛮相对,文化同自然相对,文明和文化形成两极:文化一词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与之相对的文明一词代表可传播性、客观性、普遍性。任何文明的普世性都是通过其特殊性表现的,特殊性之中内涵着普遍性。不同文明之间所发生的碰撞、冲突乃至交融,并非特殊性之间的冲突,特殊性各有所归,缺乏冲突的理由和依据,而特殊性内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冲突,是对人类命运和人类未来不同的理解和选择所发生的冲突。不同的普遍性是可以比较的,普遍人性即是其比较的基础。中国人正在寻求的中华新文明,决不是一种只适应于中国的特殊文明,而是对整个人类有普世意义的文明。新的中华文明不应游离于以家族类似形式体现出来的普世文明之外。

   共和国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仅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富民强的经济强国,更是一个对人类普世价值有所贡献的文明国家。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这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而且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实体,更要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实体。这是共和国历史的期待,是十三亿中国人的自我期待,也是全人类对伟大的中华文明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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