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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第五期《利益时代与机会主义》——我和时代…  

2009-07-07 09: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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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第五期《利益时代与机会主义》——我和时代…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9年第五期《利益时代与机会主义》

 

 

采访人_术术    被采访人_苏童

 

 

苏童

1963年生于苏州

现居南京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派

代表作家之一

小说《米》、《红粉》

先后被搬上银幕

《妻妾成群》

被张艺谋改编成

《大红灯笼高高挂》

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

《妇女生活》改编为

电影《茉莉花开》

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

代表作

1934年的逃亡》

《米》

《我的帝王生涯》

《武则天》

《碎瓦》

《蛇为什么会飞》

20094月推出

最新长篇小说《河岸》

一贯低调的他一反常态

宣称新作《河岸》是他

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我一直认为重复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噩梦,我也说过,从别人身边绕过去是容易的,但从自己身边绕出去就很不容易。

 

主持人:从哪个角度说《河岸》是你最好的作品?或者说最重要的作品?

   苏童:我的作品,我自己的评价其实是最不重要的,我之所以满意《河岸》,是对小说的质地有一个自我判断,说到底,一个作家最终是要把他的作品当衣服那样穿出去的,《河岸》是我的一件棉大衣,面料做工也许有粗糙笨重之处,但它不是夹克不是羽绒衫,满足我中年以后对自己的服饰要求。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如果不用比喻,我还是对这部小说最具感情,它帮我完成了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关于河流的书写,它也帮我实现了一个野心,这个野心是用个人的目光去呈现和批判一个荒诞而苦难的时代。

 

主持人:从阅读《河岸》的个人感受谈,我认为我所见到的苏童是我很熟悉的一个苏童,这个苏童和写《妻妾成群》、《米》、《伞》的苏童是同一个苏童。我说的熟悉是指,小说的叙事风格,落笔的生活截面,乃至少年的视角,父子关系,都是你过去的小说,惯用的风格和视角。你认为你在这部小说中的变化是什么?

   苏童:我一直认为重复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噩梦,我也说过,从别人身边绕过去是容易的,但从自己身边绕出去就很不容易。所以你说在《河岸》中看见的就是以前的苏童,对我来说,这不是喜讯也不是噩耗,因为我知道狐狸都有自己的尾巴。

   要说《河岸》有什么变化,我想是对时代的态度有了变化,我以前的作品中时代基本上是被悬置的,有时候甚至酷似一幕舞台背景,但这部小说我把时代当作一个大人物来对待,刻画这个大人物的面孔和表情,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叙述目标。

 

我始终认为一个旁观者的世界可以是个很大的世界,诗意或者残忍,或者别的什么,都是一种观察的目光,它不代表生活的真实面目。

 

主持人:我从90年代中期开始阅读你的小说,在不同时期阅读了你几乎所有的作品,在我心中苏童一直是一个少年苏童,我在苏童身上,看不到长大和衰老,他一直是一个苦闷的少年,他用一种诗意而残忍的态度思考和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这与你的个人生活经验有关系吗?你认为自己在变化吗?

   苏童:我的个人生活与同时代人大同小异,唯一肯定的是童年生活对我走上创作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孤单,因为体弱多病,不能参与别的孩子的公共活动,所以我有一个离群的童年,离群导致旁观,从很小时候我就是一个街头生活的旁观者了。我靠胡思乱想来弥补远离集体的缺憾,我一个人行动,独立完成我的童年生活。

   记得少年时代我养了很长时间的金鱼,为了那些鱼,我经常要到很远的铁道旁边的池塘去捞鱼虫,我扛着一根捞鱼虫的杆子在铁道旁边走,京沪铁路上的火车从我身边经过,我看火车上的人,火车上的人也看我,那曾经是我最大的世界。

   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认为一个旁观者的世界可以是个很大的世界,诗意或者残忍,或者别的什么,都是一种观察的目光,它不代表生活的真实面目。我这里没有什么答案,但我以个人的名义,提供我对生活的解读方式。现在我还是一个人目送时代的一列列火车远去,这一点并没有变化。

 

主持人:你过去的很多小说,很多落笔在旧时代,落笔在古代,还有一部分没有清晰的时代痕迹,这部小说直接写到了文革时代,有人评价是你首次直面时代与政治。文革叙事是近一时期很多作家特别关注的题材,你为什么会选择写一个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故事?

   苏童: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与前代和后代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主要是对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生活,包括文革那段历史,认知方法记忆方法的不一样。什么都见过,但是用童年的目光,什么都听过,但听得一知半解,什么都相信,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什么也都不相信,也因为我们受了那样的教育。我不知道别人对于文革叙事的热情是什么样的,对于我来说,所谓直面时代与政治,是因为我找到了库东亮的眼光和视角,这视角才让我有了直面的信心和热情。

 

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可爱的女性很多,她们只是暂时躲开了我的小说而已。

 

主持人:小说《河岸》中有两个场地是一直呼应的,河和岸,爸爸被迫踏进河流,爸爸无法离开河流,而我一次一次的从岸上回到船上,河与岸是一种什么隐喻关系?

   苏童:这部小说如果要用一个很切题的名字,应该是叫河与岸,但是我想还是叫河岸更加自然一些。在小说中,我无意用河与岸或者船去象征什么,但我确实试图通过这三足鼎立的事物建立一个维度,去观察人的处境。船与河是一组关键词,房屋与岸是另一组关键词,其实船上生活无关放逐,也无关苦难,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船在河上走,人在岸上住,河流与岸都可成为人的乡土和家园,只不过它们戏剧化地成为一组参照物。与其说我是设置隐喻,不如说我是在设置参照物,从中探索生存的奥秘。

 

主持人:这本《河岸》里笔墨最多的女性是一个被船上的人捡到的孤儿江慧仙,她的经历非常传奇,悲剧的基础上,是一连串的带有荒诞色彩的喜剧,在我看来她也一点不可爱。你觉得自己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经常有人说苏童善写女性,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笔下的女性都不怎么可爱。这跟你日常中对女性的判断和印象有关系吗?

   苏童:《河岸》里有三个半孤儿,慧仙是我要写的其中一个孤儿,如此而已。她首先是个孤儿,其次是个女孩子,可爱不是她的人生义务,她的人生义务是要寻找母亲寻找爱,还要寻找一个温暖的屋檐。

   我并不善于写女性,否则就不会给你留下那样的阅读感受了。尽管我自己觉得我笔下有可爱的女性人物,但我不想矫正你的感受,要说明的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可爱的女性很多,他们只是暂时躲开了我的小说而已。

 

八十年代我一定是不先锋不过瘾,而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个词汇了,我更愿意暗示自己,我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个传承者。

 

主持人:有评论家说,他很佩服你重新回归先锋叙事的勇气,在我看来你从来没有离开先锋叙事,即使是《碧奴》也保持了你原有的风格。先锋派小说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在八九十年代,有一批中国作家选择了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方法写作。它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小说,用一种超现实的方式折射现实生活。我看过你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好像有一篇叫《一个朋友在路上》有非常明显的模仿倾向。你当时是如何给自己的小说选定这样一种表达方式的?如果不遭遇先锋文学的潮流,你设想过自己会选择什么方法写小说吗?

   苏童:先锋或者不先锋,其实并没有困扰过我的创作。这部《河岸》也一样,我不知道它是否是先锋派小说,也不清楚为什么它算是先锋小说。我年轻时候读了不少欧美文学大师的作品,当然包括你说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但除了极少数作品有师承和致敬之意,我并不知道受谁影响最深,我应该算是较为清醒的,阅读过后,最重要的事情是摆脱影响(其实也是摆脱焦虑),每个作家的文学青春期都是相仿的,都要从大师们的阴影里逃出来,青春期过后都要自立门户,不能傍大款,当然也不能混潮流

   让我自己评述自己身上先锋的痕迹,一直勉为其难。如果我曾经先锋,是因为我对写作的要求曾经追求破坏性。写《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我要求自己完全破坏,完全颠覆,破坏传统颠覆别人,可是由颠覆和破坏带来的快感并不能维持一生的创作。

   青年时期的热情沉淀下来,是更理性的思考,对传统的理解会改变,对小说的理解更会改变。我其实早就不是一个破坏者了。以我的观点看,恐怕没有什么落后的小说传统,只有落后的传统的继承者。一切源于对自己写作身份的认定。从长远来看,背叛者最后终归也是传承者,我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回到八十年代写作,我能肯定的是,八十年代我一定是不先锋不过瘾,而现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个词汇了,我更愿意暗示自己,我是一个创造者,也是一个传承者。

 

主持人:有人曾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总是喜欢落笔人性的阴暗面,在小说中充满了对血腥、暴力、丑恶的描述,我觉得也是先锋小说的一大特点。在《河岸》里不乏对性、阉割、以及母子、父子、亲友之间互相伤害的描写,总之人并不美好可爱,很多时候他们的面目是荒唐的,可憎的。为什么给自己选择这样的一种叙述视角?

    苏童:我写作的时候,并没有预判你说的阅读者的情感反应,我无意去冒犯读者的正常情感系统,但我从来不倾向于把生活分成阴暗面和光明面的说法,生活不是固态,更多的时候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明暗交织的糊状——你觉得呢?

   我一直觉得我在写作状态中很分裂,像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就是要对付人体中的病灶的。这是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实际上我不觉得我的人物是荒唐的面目可憎的,他们只是卑微的普通人而已。

 

无论对谁来说,只要你写作,你和时代就是互为潜伏的关系,你潜伏在时代中,时代其实也潜伏在你心中。

 

主持人: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作家写作方式和写作方法的关系,把个人经历与作品的关系,看作写作方式,而叙事的风格是先锋还是现实主义是写作的方法。我认为写作方式是不可改变的(是否能够用完全虚构的方式写作是天生的),而方法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余华才提出《兄弟》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我觉得这表达了余华在努力改变自己的方法,希望正面叙事,并且让他的笔走进我们的时代。

   从古代到文革,很多人认为,苏童离我们的时代进了一步,我想很多读者和我一样关心,有一天苏童会不会走进我们的当下的生活之中,会不会写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又或者苏童会不会换一种方法给我们讲故事?

   苏童:无论对谁来说,只要你写作,你和时代就是互为潜伏的关系,你潜伏在时代中,时代其实也潜伏在你心中,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一定会写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因为我们都互相潜伏了很多年了,迟早会水落石出,互相也有个交待。

 

主持人:过去的很多文学作品记录了一个时代变革和发展,并且穿越了时代,成为了文学经典,比如《双城记》、《悲惨世界》、《在路上》。但同样有一些作品他们成为一个时代的热点之后,销声匿迹,到底是怎样的作品能够超越所谓的时代局限性?一个作家和时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苏童:时代的变革和发展可以有历史记载去完成,文学万变不离其宗的焦点是如何处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拥抱是一种常见的姿态,但有可能抱得不是地方,抱住生活不一定抱住了现实。抱住了现实,还要看你对现实的解剖和批判是否能穿越时空,所谓经典就是那些不仅抱住了现实,而且对现实有精确解剖和批判的作品,一个作家和时代的关系应该是拥抱它,抚摸它,最后审判它?我的理解而已,仅供参考。

 

主持人:我最近读了一些很畅销的小说,包括职场小说、官场小说,我非常困惑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他们,一方面是我过去的文学阅读经验,我认为他们的语言缺乏特点,叙事不够讲究章法,另一方面,我被他们鲜活的生活气息吸引,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二者不能统一,我所喜爱的那些作家,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文学能力应用于我们更熟悉的生活?

   苏童:我没看过你说的那类小说,也不知道如果你喜欢的另一类作家如果写职场小说官场小说会是什么样子,通常来说牛头是不对马嘴的,很少有两全齐美的事。

 

主持人:问一句题外话,中国很多成名的作家都没有接受过大学中文系的教育,你是中文系毕业,你认为文学专业的教育,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苏童:没有什么影响,北师大主要是培养师资的,我的大学老师们并没有提倡让同学们写作。我自己觉得中文系与创作本身并没有太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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