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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第五期《利益时代与机会主义》—机会主义…  

2009-06-19 11:1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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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第五期《利益时代与机会主义》—机会主义…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9年第五期《利益时代与机会主义》

 

 

_孙立平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机会主义论证方式中

凡是和眼前利益无关的

都没有理由存在

相反,为了眼前利益

即使牺牲某些长远的甚至是

永恒的东西也是值得的

这样的论证方式

如果体现在个人身上

也许还无伤大雅

但如果成为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

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轻松

 

 

    去年年底,是中国改革30周年。站在30年的时点上回望历史,许多人的内心中都多多少少有一些迷茫。这种迷茫不仅是来自于历史走向的不确定性,更是来自于某种心性的因素,来自内心中某些可以做出判断的坐标的缺失。

   现在想来,这种缺失也许不是在过程中形成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或者更玄虚一点地说,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开始就注定了后来的结果。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茫然而又自得,空虚而又自傲。我们沉浸在每一步机会主义式的成就中,同时又努力用进一步的机会主义式的成就舒缓此时的迷惑。

   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究竟是如何开始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有人也许会说,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错,这是一个流行了30年的解释,但这个解释始终就没有被详细论证过。崩溃的含义和标准是什么?崩溃边缘的标准和边界又是什么?因此,对这个解释我一直就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相反,我宁可相信,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为改革提供合法性的一种论证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论证方式与上面说的心性的缺陷也许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其实,另外的解释一直是存在的。在国内,早在80年代的时候,就有学者认为,是开放推动了改革,甚至有人认为改革不过是开放的配套措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珀金斯教授则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维持不下去了,这种模式是以高投入低效率为特征的,需要能源、原材料和资金的源源不断的投入。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领导层要那么急于在中国找到十来个大庆了。而我自己则力图表明的是这样的一种观点: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改革前发展模式的代价已经到了无法继续处理的程度。

   我这里想说的,不是哪一种解释更为合理。改革发生的原因也许是多重的,经济模式无法持续下去,政治合法性受到威胁,此前政治运动中失势者重回政治中心等,也许都是其中的因素。我想表明的是,我们对问题的论证方式以及这种论证方式与后来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人会说,渐进式的改革就是如此。还有人会说,这是对改革者不切实际的苛求。但不管怎么说,在改革起步的时候,我们缺少对历史或原体制的真正的反思,这一点对于后来改革的进程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我们要走向何方?不错,在改革之初,或在整个80年代,改革中是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的,这种激情体现着对社会进步方向的向往。但事实表明,这种激情不堪一击,饭碗中的每一颗米粒都可以成为击垮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利器。

   30年时间回首去看,从80年代的启蒙运动,到理想主义的破灭,再到今天对普适价值的批判,历史无奈地走了一个轮回。

   于是我们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在面临巨大的意识形态阻力的时候,这个策略也许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作为改革中一种策略也许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将其提炼成了一种哲学,一种傲视他人的法宝。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忽视了在这个策略中实际上夹杂的回避和掩饰,甚至还有某种怯懦。正是由于这种怯懦,在此后的历史过程中,尽管多次出现可以改变这种策略的机会,却都由于种种原因被放弃了。由此,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其实,远非国企改革是如此。人类几千年文明的成果,情况相仿国家的经验,都可以成为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智慧。但对这一切,我们表现出一种固执和傲慢。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

   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在改革初期是为了克服意识形态的阻力,在改革中后期阶段上,这种策略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掩饰利益掠夺的工具。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并将其与所为休克疗法相对比。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些比休克疗法还更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与非规范,在于改革推进的方式,在于这种方式背后的理念甚至利益。借用我们这里讨论的机会主义的主题,人们也许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机会主义,谁的机会主义?在利益的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了。

   其实机会主义是一种论证方式,一种关于厉害关系或者说关于利益的论证方式。只不过在这种论证中,它有意忽视了某些因素。在这种论证中,凡是和眼前利益无关的,都没有理由存在。相反,为了眼前利益,即使牺牲某些长远的甚至是永恒的东西也是值得的。这样的论证方式,如果体现在个人身上,也许还无伤大雅,但如果成为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轻松。

   几年前我曾经讨论过社会底线失守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个问题已经显得日益严重和突出。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底线会被频频突破?恐怕不仅在于转型期特有的变迁力度,同时也在于一个民族精神的根是否牢固。而在改革过程中被奉为圭臬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无疑使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都普遍地盛行着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原则,其突出特征就是不择手段。在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中,没有任何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就是最高标准,为了这种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在所不惜。甚至完全没有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是一种代价,甚至往往是一种更大的代价的概念。在这种短视的视野之下,许多为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所必需的公平和正义,就被当作交易成本节省掉了。结果是由此造成的基础秩序的解体。对此,有人自以为得意的将其称之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但实际上,由此造成的代价恐怕需要我们这个社会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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