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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七期《融合与冲突》——天教心愿身后…  

2008-08-21 10: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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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七期《融合与冲突》

 

 

 

天教心愿身后违

      ——也谈胡政之先生

 

高林(评论家)

 

 

张育仁先生研究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史,他认为
胡政之不仅是“五四”精神的产儿
而且还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论政”优秀传统,还体现了假道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

 

 

   最近出版的《胡政之文集》,大32开厚厚两册,在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书架上,是非常普通的一种,但其中的内容却并不普通。胡政之先生身后近60年,记载他办报理想和宪政理念的文集终于面世了。从文集中,不仅能够了解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还可以从他写的新闻和通讯中知道当时很多事情的真相,如杨宇霆在东北的作为等。
   有人认为,近百年的新闻史中有四个亮点,一是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二是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三是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主持的新记《大公报》,四是储安平的《观察》。新记《大公报》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1926—1949),所以叫“新记”,是因为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建了名为“新记”的公司,“盘”下了《大公报》,从此开始了一个时代。一般认为,吴鼎昌出钱,其他参与不多,张季鸾主持笔政,而胡政之主要是经营管理。徐铸成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其实,胡政之先生还写了大量的通讯和评论,他用笔名“冷观”,是表现一种特立独行精神状态。1919年,他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仅此就在中国新闻史上独一无二。应当说,胡政之先生首先是一位出色的记者和报人,但绝不仅限于此。
   张育仁先生研究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史,他认为,胡政之不仅是“五四”精神的产儿,而且还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论政”优秀传统,还体现了假道日本的自由主义思想。他把胡政之和余英时笔下的希腊知识分子做了比较,认为有着惊人的相似。胡政之告诫同人,绝不能把办报视为一种职业,而必须将其视为有益社会人生进步,有助于民主自由前行的事业。胡政之认为,舆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逾古昔”,“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为构成真正舆论之资料”。胡政之还认为,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经济上的充分独立,才能在政治上自由的表达诉求。也正是由于此,《大公报》成了文人论政的典范,成了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家园,一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器。也正是这样的氛围,成就了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报人。
   胡政之先生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和科学,曾做过律师。年轻时,他曾花了六年多时间写了《刑律原论》。在他的头脑中,有着清晰的国家发展方向,那就是“民主宪政国家”。1944年4月他发表了广播讲话《宪政风度》,将“宪政风度”简明地概括为四个要点,一是服从法律,二是尊重自由,三是公道竞争,四是容纳异己。“惟国民良好习惯之养成,则非一朝一夕可成。中国在世界现状之之下,舍民主宪政另无他道可循”。
   天教心愿身后违。胡政之先生多年辛劳,积劳成疾。1948年4月,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时病倒。天不假年,1949年4月14日,在未满60岁时遽然而逝。随着他身后的世事变迁,他的理想也永远成了理想。胡政之先生育有五女三子,可谓儿孙满堂,却总有人认为他身后悲凉。有杰出成就的人总是身后悲凉,又总是令人扼腕,而胡政之似乎更加不幸。
   有的大公报同仁回忆,胡先生的女儿和其继母为大公报财产的事争吵不休,为病床上的胡先生平添了许多烦恼。陈纪滢在《胡政之与大公报》一书中说,胡先生的续弦顾氏1951年只身逃往香港,后辗转到美国,几年后才把她和胡政之的儿子接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纽约孤身一人,大病手术后又遭感染,尚未痊愈又要去上班。在报摊上看到登载有陈纪滢写的回忆胡政之文章的报纸后,就写信给陈纪滢,“回忆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倍增伤感!加以贱躯近常闹病,体力日衰,犹能及时读到先夫往日事业之片断,颇感告慰”。
   胡政之病重期间,被称为“四个接班人”(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之首的王芸生就在李纯青、杨刚两位地下党员的引导和帮助下,完成了个人的“新生”。胡政之死后的两个月零三天,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执笔的最后一篇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庄严地宣布《大公报》从此“属于人民”。随后,先北迁,再改名,再国有,最终停办,仅留下香港一支,作为“窗口”。近几年,王芸生先生的后人不断在报刊上写文章说,当时的《大公报》既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不过,此后的《大公报》和胡政之等“三驾马车”时代之新记《大公报》的相同之处也就仅是名号而已,却是不争的事实。谢泳说,在一定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信哉言夫!
   胡政之不象张季鸾那样“外圆内方”,他和蒋介石没有交情,也不睦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张季鸾的名字在台湾经常被提起,他的事迹经常被研究纪念,1988年,台湾还举行了张季鸾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张季鸾的独子被邀请前往参加,还出版了胡政之当年主编的《季鸾文存》。而胡政之的宪政理想和办报理念在台湾不断被实践,他的名字和事迹却除了和胡政之等有交情、共过事的陈纪滢写过回忆文字外,几乎没有人提及。在大陆,许多上世纪40、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知道胡政之大都是源于前述“四位接班人”中之二位于1962年发表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篇长文,文中除了阶级分析式的批判外,还对胡政之等人使用了极为尖酸刻薄甚至污秽下流的语言。改革开放以后,有许多人研究新记《大公报》和胡、张、吴等人,虽然有些时候也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至今仍是“小楼吹彻玉笙寒”。2002年,胡政之先生的后人编辑了《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还只能“内部发行”,现在出版的《胡政之文集》还是胡先生的孙辈用了多年时间编选的,经人推荐予以出版,印了3000册。编者—胡先生的外孙王瑾先生是成都一家军工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生于1934年。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工作,还需要耄耋之年的老人以忠孝两全的方式去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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