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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六期《民意》——小平和老萧  

2008-07-21 12:0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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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六期《民意》——小平和老萧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六期《民意》

 

 

 

严搏非(上海季风书园创办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小平和老萧有一个相同之处,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孤独的研究者,但相比之下

小平要更彻底,几乎完全将自己逼入死角,非置于死地而不能后生

此外他们还有一点相同,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始终保持着80年代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

不离不弃,固执而坚守,尽管这两人的自身气质完全不同,在政治上的观点也完全相左

 

 

   四月的中旬和下旬,接连搞了三次新书发布会。一次是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我们一次出了他的三部作品: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小说《黑信封》和文论《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这个作家现在在西方很红,东西也很精彩,按孙甘露的说法(他读了他的《流氓的归来》,赞赏不已。)“如果有一天马内阿得了诺贝尔奖,一点都不用觉得奇怪。”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另两场发布会,那实际上是两次讨论会,事后也没有任何新闻,一次是朱小平的《实对称矩阵的拟特征值及其应用》,一次是萧功秦的《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

   先说小平这本。小平这本书有1000多页,16开精装,完全是本数学书,非数学专业的人,就连序都读不懂。但这本书的来源却与数学无关,小平也不是位专业数学家,这本书是他十几年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他的经济学研究,则可能还要过上两三年才能勾画清楚。这些年小平一直在完成他称为“熊彼特典范”的工作,已经有了两千多页的手稿。大约在两年前,有一次见面小平对我说,“工具没有了”,他指的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找不到数学工具了,又过了两周,他告诉我,他开始自己造工具了。这本书,就是他造了两年的工具,“拟特征值”在数学上是个全新的东西,由此生发出来的应用则可能是一场革命,当然,也可能是一场误会,但这还要等待专业数学家的评论。

   这个会分成两节,第一节谈书本身,也就是谈数学,请了几位数学专业出身的朋友来做评论,第二节谈它的经济学问题的来源,这是我要求的,我希望研究者能不断地回到问题本身,沿着问题去展开思想,这样对于听者来说,如果熟悉这个领域,就能立刻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这一节,我请了韦森和梁捷做评论。韦森谈得很有激情,但因为小平的工作并没有做完,所以并没有实质性的交锋,但看得出来,对于为什么要建“熊彼特典范”,韦森和梁捷都是存疑的。说实话我也存疑,但我的存疑可能与韦森和梁捷不一样。

   现代经济学理论与十七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有着同样的起源,它们都源自休谟、斯密和洛克,稍晚一点,由于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它演化出了另一条线索,到十八世纪末,终于形成了英美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的分野。而在法国大革命温暖下的康德革命,则在短短的五十年间,引发了可与整个古希腊相比的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接着便是德国观念论的崩溃和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运动的诞生。这两条线索虽然面对同样的世界,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互不相关地发展,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切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完全不同的想象。而在二十世纪排山倒海般的历史运动中,英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则只是那个时代的涓涓细流,它的重新张扬,则是在二十世纪巨大的社会实验的崩溃之后。经济学理论虽然由于K.波兰尼所说的市场“脱嵌”过程也在某种程度实现了“脱嵌”,成为相对独立并发展出很多技术细节的理论,但大致上,仍能对应到整个哲学思想的发展。于是问题就变成,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崩溃,人们对其的反省还远未深刻,又只剩下肤浅地宣称“历史终结”的自由主义的时候,在经济学中能找到一个可以被构建的、超越了二十世纪的理论典范吗?我相信,这首先有赖于弄清二十世纪的社会试验是如何崩溃的,以及在这崩溃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换言之,现代经济学所追求的均衡,是假定市场与社会完全“脱嵌”下的结果,当这种“脱嵌”在社会反向运动的作用下无法实现的时候,均衡是否还能出现?而描述它的理论是否还能找到逻辑起点?

   也许小平有他的完整想法,而且,他认为他找到了一个基点,就是熊彼特,从熊彼特出发,可以构建出一个拯救性的经济学理论,来回答三百年的市场试验及其困境。讨论结束的时候,我说了两句:一是我们大概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工作,二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希望我们这代人可以完成使命。

   隔了五天,又为萧功秦的书开讨论会。

   老萧这本书是他的封笔之作,这不是说他不再写作,而是他再不写这类现实性很强的政治学文章了。最近三年,老萧全力投入到二十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中,已经写了上百万字。在这个意义上,那个“从新权威主义到进步的保守主义”的萧功秦已经不见了。

   萧功秦提出新权威主义的时候是80年代的中后期,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新权威主义这种保守的、很象是为现行体制辩护的理论很少有人赞同,即使承认它的某些合理性,也是在批判的前提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对新权威主义的某些最坏的设想竟成为这二十年来的事实,这肯定也不是老萧想要看到的,因为老萧所想象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蕴涵着现代化导向的渐变的政治秩序。在萧功秦的逻辑中,由威权政府推动的经济现代化将带来经济多元化,从而带来社会的多元化,而由社会的多元化则将导致政治的多元最终到达政治民主。然而老萧错了。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虽然在表面上有同一个正当性来源,即都可由个人权利推出,但这两者并不必然相关。说详细点就是,虽然“占有的个人”相互交换形成契约,从而形成市场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必然导致由个人权利的让渡而形成国家,这后一种情况,只有在17、18世纪的一部分新教国家才历史性地成为特例,而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则是通过启蒙和革命才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宪政民主,除非是极权国家的主动放弃,否则,将仍期待着启蒙和革命。然而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二十世纪长达7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的崩溃,正是由于这一崩溃,在今天,没有找到同一性的个人真正地成为了“个人”,而且,由于这场追求超越于个人的伟大同一性的失败,人们甚至普遍满足于退缩在私领域中的个人权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确立了个人追求财富的正当性,但这正当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常识理性之上的,它消解了终极关怀、信仰甚至道德,这样的个人权利并不通向公共生活,甚至,它很可能成为极权国家的统治基础。而当这种情况成为长时间的现实的时候,老萧的“新权威主义”的美好想象就只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了。

   小平和老萧有一个相同之处,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孤独的研究者,但相比之下,小平要更彻底,几乎完全将自己逼入死角,非置于死地而不能后生。此外还有一点相同,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始终保持着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气质,不离不弃,固执而坚守,尽管这两人的自身气质完全不同,在政治上的观点也完全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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