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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六期《民意》——民意:多数人的政治…  

2008-07-16 15:3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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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六期《民意》——民意:多数人的政治…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六期《民意》

 

 

文:解玺璋

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长期担任文化版面的采访和编辑工作

 

 

在“一边倒”的舆论氛围里

遏制其他不同观点的表达

特别是少数人的观点的表达

从而使社会陷入“少数人的自由”

被多数人所践踏的悲剧

也还是轻而易举的

 

 

   房龙在《宽容》里讲过一个故事,寻找外面世界的漫游者,有一天回到了他曾经生活过的山谷,他把在外面看到的新的生活讲给他的乡亲们听,他告诉人们,山外有更美好的家园,牧场同样肥沃,不要再相信守旧老人的谎言了。但是,人群里发出了恐怖的吼叫。守旧老人鼓动民众给他以惩罚,因为他亵渎了神圣的传统,胆敢嘲弄先人定下的律法。人们举起沉重的石块,杀死了这个漫游者。

   这或者正是民意的表达。但也明显地可以看到,在这种民意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守旧老人当然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他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股势力,或者是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传统的惯性,或即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总之,在这里,民意常常不是自发的,无缘无故的,特别是在有人要利用这民意达到一己之私利的时候,民意的表达就会成为对“群众暴力”的放纵,在社会上制造恐怖的氛围。义和团离我们比较地遥远了,说起来总有些隔膜。而“文革”却是我们所经历过的,那时的情形我们仍记忆犹新。有很多事情都曾被认为是“民意”,而回过头去一看,这种“民意”其实是很可疑的。现在有人称“文革”为大民主,我以为不是误会,就是别有用心。事实上,“文革”释放出来的所谓“民意”,常常伴随着暴虐的、血腥的人性之恶;而且,很多时候有人是假“民意”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的。当时所流行的“群众专政”、“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正是这种“民意”的真实写照。而“帽子”满天飞恰恰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景观,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件事与“民意”不合,而被群众手里的“帽子”压垮的,在那时绝非个别现象。

   这种“民意”所以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似乎永远代表着先天的善,它是正义的化身,道德的标杆,它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当这种“民意”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时候,它不仅表现为政治的不宽容,而且,更表现为道德的不宽容。它要求每个人除了在政治上和它保持一致性,在道德上也要十全十美,不能有一点瑕疵。它的群体性,它的人多势众,使得任何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都很难与之对抗。在这种情形之下,某一个体的人被“民意”的暴虐所伤害,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时期,这种群体性的“民意”表达,常常会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那些个性突出或标新立异的人,则肯定在劫难逃。有人说,这次大地震不仅发生在汶川,也发生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它震撼了我们久已麻木的灵魂,使得13亿人爆发出让世界震惊的能量。我相信这种说法有其真实性与合理性,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完全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地震发生以后,全体中国人都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爱心和勇气,以及团结一致,抗震救灾的新气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扫过去颓唐的社会风气,从而找回了失落的理想和信仰。应当说,这也是一种“民意”,或者说是“民意”的另一面。而“民意”也还有另外一面,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特别的警惕。捐款固然是善举,但在某些地方,捐款成了强制性的要求;还有人,眼睛总盯着别人的钱包,甚至跑到别人的“家”里,质问人家捐了多少钱;甚至,一些明星、名人还闹出了所谓“捐款门”这样的事件,被认为捐钱少的明星或名人,在网上都遭到了漫骂或羞辱,被弄得遍体鳞伤;钱成了衡量爱心有多大的标准,在捐钱的数量上互相攀比,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捐助善款的初衷。还有闹得很凶的“范跑跑事件”,一个老师,不顾学生的安危,在地震发生时,自己先逃了出来,还振振有辞,创造了逃生有理论,自然也就难逃“民意”的声讨,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种声讨很快升级为诅咒和妖魔化。范跑跑被说成是邪恶或道德堕落,人们叫他“恶棍老师”,把他比作强奸犯、变态狂或暴力狂。这就已经越过了理性的界限,近乎疯狂了。这种“民意”就很有可能伤害了人的尊严和人性。我们甚至不知道非道德不等于不道德,不是每个人都要做道德模范或英雄,是不是也显得有些愚昧?

   我无意拿今天的现象与“文革”时期相比,当下的“民意”表达与历史上的“群众暴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更加的宽松与和谐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有许多建树,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不仅使得“民意”的表达有了更多的制度性保障,也使得受到“民意”威胁的人不致有生命危险。特别是政府和国家权力并没有介入这种“民意”,避免了道德谴责转化为政治批判,转化为消灭个体的生命。在历史上,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着的,有人就说,范跑跑的行为放在1976年有可能就被枪毙了。我记得,那年,有人曾因上街偷了个西瓜,真就获刑10年。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今天当然就不同了,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一边倒”的舆论氛围里,遏制其他不同观点的表达,特别是少数人的观点的表达,从而使社会陷入“少数人的自由”被多数人所践踏的悲剧,也还是轻而易举的。

   我想,一个文明、理性、成熟的社会应该对“民意”保持必要的警惕性,绝不能惟“民意”是从。“民意”并不代表其持有真理,也不表明它一定正确。固然,“民意”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像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后所表达出来的“民意”,也还是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的,是人性和理性的一次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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