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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六期《民意》——民意需要理性的过滤…  

2008-07-10 18: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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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六期《民意》——民意需要理性的过滤…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六期《民意》

 

文:马国川

马国川,作者为经济观察报记者

 

 

来自民间的声音天然就是民意吗

某些官员所宣称要代表的

“民意”就是民意吗

在信息化时代

网络上的声音是否真正

代表了“民意” 

 

这是一个尊崇民意的时代。

学者们呼吁为政者尊重民意,为政者也认识到民情的重要性,意识到民意不可辱,宣称要从民意如流,甚至有国家大法官说要判死刑也“应充分考虑民意”。

但是,笔者却无端地想起公元前399年的一幕—

那是春天的一个晴朗早晨,大多数雅典人赶往政府在市场里专设的抽签办事处。这些人在天亮之前各自奔向不同的法庭。这是雅典民主制法庭千百次审判中的一次,只是这次要审理的是苏格拉底的案子。苏格拉底被控“体验、有伤社会风化”的罪名成立,雅典人审判和处死了苏格拉底。

不光彩的审判恰恰使得苏格拉底之死成为千古不没的光辉的哲学事件,但笔者却从中体味到“民意”的可怕。毫无疑问,是“民意”最后杀死了苏格拉底。

当然,在进化论者看来,历史不断前进,今人远迈古人,今天的民众已经不可能像两千年前的民众那样被愚昧所驱使。

可是,希特勒难道不是德国的民意选举出来的吗?今天如果在朝鲜进行选举的话,结果又如何呢?

 

作为民众中的一员,我无意贬低民意。可是,历史和现实都警醒我们,不能将民意神圣化。因为民意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问题。来自民间的声音天然就是民意吗?某些官员所宣称要代表的“民意”就是民意吗?在信息化时代,网络上的声音是否真正代表了“民意”?

确实,我们曾经有过蔑视、轻慢民众声音的时代,而且至今真正地尊重民众声音也没有成为政治运作的习惯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所有的民意都照盘接受,更不意味着高举民意的大蠹就可以号令天下。

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平均主义思想基础的国家,假如我们进行全民选举,宣布要“打倒富人,平分财产”的政治家几乎可以肯定会当选。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民族灾难!

茅于轼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一个学者重要的倒不是参不参与扶贫,而是要敢说真话,要有良知,要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得失名利,迎合时髦。可惜的是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社会的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啊!”

茅于轼是一个经历过文革浩劫的老人,他的谆谆告诫,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我们似乎习惯了对许多长期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的盲从盲信。这几乎是我们思想界许多人共有的现象。在对待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未经自己独立思想的审核,就将那些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作为惟一的依据。它们盘踞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这条思想“底线”一旦受到冒犯,我们就会热血沸腾,因捍卫真理而义愤填膺,去痛斥那些不再对它毕恭毕敬的人。

在今天,当我们呼吁尊重民意的同时,也该警惕,不要把民意奉为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

数月前,我到上海拜访病中的王元化先生。这位自称是“五四之子”的老人在晚年对五四进行了反思。经过阅读和思考,他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1997年3月,一个春雨蒙蒙的清晨,王元化在清华大学友人的陪同下,重访清华园。他来到王国维的纪念碑前,仔细地辨认着大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碑文,默立良久。七十年过去了,王元化从这里走出,终究又回归了认同了这里的精神价值。在他看来,“五四”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民意时代终于走来了,这无论如何是件好事。

但是在欢呼之余,我也希望人们能够冷静地思考,即使是浩大的民意,我们也要以理性面对。有人说,遵从民意是理性之路。不对,我们应该是打造一个理性的眼镜,把民意放在上面进行充分的审视和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践“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顾准就是实践“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楷模。王元化在文章中曾经这样评论顾准说:“早已把名誉地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才是先贤的风范,后辈的楷模。

在民意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精神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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