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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六期《民意》——关于“群众”的读书笔…  

2008-07-03 18:0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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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第六期《民意》——关于“群众”的读书笔…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六期《民意》

 

文:舒可文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大多数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很渴望对被人赞扬的组织或旗帜表示顺从

一旦聚拢到某一个旗帜下以后,“几乎像情人一样的卑躬屈膝”

 

   小时候读毛主席的语录,他老人家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据说,毛主席逝世后,英国左派青年悼念他的时候举的标语就是这句话。在毛之前,人民的名字是百姓,现在这个没有花名册的群体被称作大众。如果他们反对了谁就被称为暴民,如果他们拥护谁的话,就被叫做粉丝团,如果他们对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表现出关注,就被称为愤青。在网上聚集起群体的声音,他们就是网民。当然这些称呼永远是交叉着的。这些称呼显然是站在这个群体之外的人的说法。但不论怎么称呼都透露出这个群众的强大。

   在这么多宣扬个人、个性、自我的声浪中,为什么群众的聚成变得比过去更经常,以至于是日常的?这让我生出一点迷惑。读了几个研究群众的理论,对应一下我们的生活,才发现事情要不是这样那才怪。

   原子化的个人。近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产物就是“个人”。原因远不止是所谓的人的启蒙,人的觉悟,更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结构和物质生活的改变。在这种改变后,人口流动起来,并且不断混杂,每个人都成了彼此没有联系的社会原子。原来由家庭、乡亲、街区组成的稳定世界瓦解了,社会纽带松懈了,随之瓦解的还有精神方面的,诸如风俗习惯,人际渊源。如果把原来的那种人群叫做集体的化,原子化的人群就是群体,这是不一样的。原来那种集体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历史和机缘,基础是有相同的生活,相同的观念,相同的人际联系,而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群体是偶然聚合的,所以也就是转瞬可散的。

    最早被原子化的就是工业化早期的工人,中国50年代以后的工人有些不同,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工人的工作、生活、娱乐、学习,几乎生活的全部时间都在一个组织中,在这个组织中形成的是一个类似大家庭的集体。90年度之后,我们的社会改变了,生活节奏加快,人口流动规模扩大,人群随时聚合,也随时瓦解。越来越多的人乡镇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从小城市进入陌生的大城市,无论的大棚里做小买卖的,还是企业里的大小白领,都在这个过程中原子化,都是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高考、跳槽、炒股、破产、比赛等等,任何机会都可以是一个人流动的原因或动力,这就加速了人群的混杂。

   个人形成了,群众就形成了。所谓大众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混杂体,是各种阶级和阶层的混杂,它区别于阶级社会的一点在于,在阶级社会同一阶级的人,生活有基本的整体感。而大众社会里的人缺少整体感,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机械的,是由事务事业事件连结的,也就是“事际的”,而非人际的,所以每个人都是不确定的,是因事而变的。大众生活的人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一个事务的合作,厮混的如兄弟一样的合作者,在合作结束之后可以数年没有联系。

   人群混杂的程度越高,人的整体感程度就越低。而人是需要整体感的。加入群体可以帮助人获得所渴望的完整性,产生人际关系的幻觉。但是在高度混杂的陌生人之间,寻求整体感的界面非常窄小,寻求共同点的标准就要简化,感情极端而简单。由于人群只在一个简单的感情点上统一即可,所以聚集的人数就会非常广泛,尤其是有了迅捷的通讯交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越是强大了个人,人群中的人面目越发的单一而缺少个性特征。不论进入哪一个人群,往往与个人的感情倾向有关,而群体会给人力量感、权力感,于是在群体中的感情往往会失去节制,放弃判断,相互影响,不自觉地把外来的态度和感情内在化,群体中的情绪也就发展得极端化。想想超女的粉丝团。

   在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像是摆脱了社会束缚的社会动物,单个的人来自于哪里无关紧要,他是无产者还是资本家,是受过什么教育的,还是一个肄业生,是办公室里的忧郁白领,还是怀才不遇的有志青年,是大学里慎言讷行的教师,还是摇唇鼓舌的话语复制者,都会自觉地接受群体的模式,与之保持一致。

   为此人群要寻找偶像或旗帜。一个群体中人总是情绪高昂,在群体模式中,思想和感情都必须被标准化,于是不论遇到什么事例,都会不加分析地以他所归属的那个标准来迅速表示态度。比如,L的粉丝,即使觉得Z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好的,在L和Z的面前你只能站在L的一边,并且不能讨论Z的优点,否则就被边缘化,被看作外人。

   再如,“爱国主义是无赖们最后的避难所”最近在网上的引用率极高。一个人群如果表现出有爱国情感,就会被套上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塞谬尔·约翰逊成了这个人群的旗帜,完全不管他这句话的所指。塞谬尔·约翰逊的这句话出自1775年4月他与他的传记作者鲍斯威尔的谈话。那个时期,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正在对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他们反对君主,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拒绝向国王缴税,在英国有一部分反对君主的自由派也用爱国主义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在当时的英国,爱国主义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塞谬尔·约翰逊本人也是个爱国主义者,在这次谈话的前一年,他曾在《爱国者》一文中,对同样自称爱国者的人做了两种区分。在他与鲍斯威尔那次谈话之后不久,他又在《征税不是暴政》一文里对这个区分做了进一步说明:一种爱国者无论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即使是不支持君主的,但在公共行为上他们的基本动机是指向公共利益的,他们不会卷入对国家的反叛中。而有一些事业不顺畅、怀才不遇或维护一己之见的人也使用爱国主义一词来谈论平等权利,塞谬尔·约翰逊说这些人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泄私愤。所以鲍斯威尔在记录了“爱国主义是无赖们最后的避难所”这句话的后面解释说:“塞谬尔·约翰逊说的是,有的人用爱国主义做幌子掩盖他们的私利”。

   因为这句话和我本人的情感倾向有冲突,我就做了点功课。否则,我可能也是跟着点头,以为自己拿了个利器。

   再看中国的被当作爱国主义的运动,从义和团、五四运动到护卫火炬等事件中,爱国主义的情绪都是被动自卫中被激发的,与塞谬尔·约翰逊本人的爱国主义和他抨击的伪爱国者都大有区别。

   群体的特点之一就是绝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考虑事物和问题的复杂性,不能用理性分析,一旦被粘合起来,人群就放弃了自由,不再使用自己的大脑,否则人群就难于找到一致的聚合点,就聚不成群了。所以旗帜、偶像都不能太复杂,给出的表白或形象要单一、有激情,固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人群的粘合剂。人群总是受情感和信仰的支配,感情和信仰都不属于讨论的问题。人群诉诸偶像或旗帜的是感情,或爱或恨,而不是理解。这也就理解了现在的娱乐业中经常有利用丑闻来炒作的方式,群体甚至关心偶像的生活中的日常琐碎,即使是学者、作家也要用表演的成分才能聚集人群。这是明显的感情表达。

   意义最复杂的词语,如果足够简短就会有影响力,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术语的意义十分含混,以至于一本巨著也不足以准确地确定其意义。但这些词具有一种魔力,越是简短,越是像包含了解决所有问题的魔法。如果使用繁复的生僻词语进行论述,就不会引得不愿意动脑子的人的共鸣。传媒界人士很懂得这点,他们开始是出于为读者考虑,选择相对简单明了、立场鲜明,同时语言可爱的文章,后来他们就干脆认为那种尽量周全考察论据、严谨逻辑分析问题的文字是装大尾巴狼。

   所以要当群众领袖就不能表现出学术上的优越性,不能有思想上的创新。这也可以理解在大众社会为什么那些制造思想的人从没有成为领袖,而所谓话语领袖,就是那种既有饱含情感的叙述风格,又能把思想简化为口号的人,他们给人一种推心置腹倾心交谈的印象。交谈在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里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关系,因为交谈给人一种平等、亲密的表面特征。实际上更多的情况不是交谈,而是一方在说或写,一方在应和。

   有一种永远的标新立异者。这是一些不甘于进入人群被淹没的人,但又没有足够的思想能力和领袖魅力挣脱人群,于是会使用一种对立的策略,他会以为是自己正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以此获得独立感的幻觉。而这个人群的人往往误以为自己发出的是声音,浑然不知自己只是回音,幻想自己是某件的原因,其实只是一个后果而已。以为自己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人很难不接受群体的态度、语言、格调,甚至在那个餐馆吃饭,有的人看似独立,实际上接受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或周围人还不太熟悉的群体影响。

   大多数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很渴望对被人赞扬的组织或旗帜表示顺从,一旦聚拢到某一个旗帜下以后,“几乎像情人一样的卑躬屈膝”。

   比如对时尚的迫切追逐,表面看起来,最明了时尚潮流的人士是在追求个性表达,以区别于人群。试想,如果要区别于人群,他或她可以完全不考虑所谓时尚潮流,我行我素即可,何必寻求标准。时尚潮流本身已经被塑造成一个旗帜,所谓时尚前卫只是反应比较快,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时尚这个旗帜下,是一个反应快的人群。可见,这个行为的实质不是为了区别于人群,而是怕被人群所甩掉,即要显示个性,又由此摆脱了孤独感。

    一个事物或思想被发现、研究或宣传的时候,参与者都是真正的有自由思想、有思考能力、有科学态度的人,一旦这些事物或思想成为旗帜,维拥的人就差不多是群体了。比如你看到现在在798出没的人,当这些艺术在地下室展出时,他们是不会理会的,当它成为时尚标志时,人群就聚拢过来,这类与时尚相关的事情周围聚拢的通常会是上述那种不甘于进入群众的人,作出一种区别于人群的姿态,岂不知这里也是群体的大营之一种。

   怎么区分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正义做出的努力与盲目的躁动?群体有极大的破坏力量,有时他们造成秩序的混乱,但历史上也不乏由群众导致的进步。比如此次由大众促成的全国为地震死难者降半旗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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