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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五期《08.05.12》——信息公开与公民…  

2008-06-23 14:2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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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五期《08.05.12》——信息公开与公民…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8年第五期《08.05.12》

 

文:高林

高林,评论家

 

五月初刚刚正式实施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和汶川大地震的信息公开实践

能否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起点

成就民主政治的光荣与梦想

是我们期待的愿景

 

   5月12日,四川汶川爆发了8级大地震。截至目前,已有5万多同胞遇难,近3万同胞失踪,还有更多的同胞失去亲人,家园被毁。一时间,山河呜咽,草木同悲。5月18日,在中央电视台承办的“爱的奉献——2008抗震救灾大型捐助活动”上,作家张抗抗的一席话成为了当晚一个灿烂的亮点。

   “今天这样的场合,我觉得语言已经非常苍白无力,我想说的是,这次灾情发生后,政府在第一时间把真实的信息公开,迅速地激起了中国国民自觉的、广泛的、主动地参与救援行动,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展现了中华民族正在成长当中的公民意识,这个公民意识正在成长、成熟,我想它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巨大的进步的重要标志,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想面对灾情,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会问自己,我能为救灾做点什么?所以现在灾情还没有完全过去,救灾还在进行,家园即将要重建,所以我特别想的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中国公民都要时时记住,我是公民,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细细体会这段话,“真实的信息公开”、“成长当中的公民意识”非常耐人寻味。回忆起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其破坏程度和遇难同胞的人数,都是在多年后才被人知晓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从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到达灾区,72小时辗转9次到7个地方查看灾情;到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不间断报道灾情;再到连续三天的举国哀悼,这都表现了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公民意识这个概念,对我们并不陌生。早在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首次提出了“公民意识”问题。决议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最近,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近年来,关于公民意识的讨论很多,特别是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的著作进入中国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按照标准的说法,公民意识是指作为现代社会成员的公民对自己的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或者说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的自觉认知。一般的说,公民意识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的责任意识。

   公民的主体意识意味着公民从“臣民”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中独立的、自觉的、能动的主体。公民的主体意识是要将公民塑造成为独立的主体,这是宪政社会个体成员的基本品格。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受灾同胞不断的感谢“党和政府的恩情”,这显然缺乏公民意识的,但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习惯于按照中国古代传统中臣民感谢皇恩的思维行事。而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却对这样的表达方式大加赞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宣扬并强化了这种有悖于公民意识的观念,这显然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背道而驰。其实,“谢党恩”的做法明显不符合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党和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人民遇到困难,党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解决问题,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该批评,哪里有主人向仆人谢恩的?

   面对巨大的灾难,亿万同胞,同声一气,共襄义举,共度危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的公共意识和责任意识有了极大的加强。这意味着有许多公民能够自觉地意识到他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员,应该做的分内之事。这其实是对于国家、社会所确定的责任或义务的自觉认知,以及对这些责任或义务的遵守与履行。

   也就是在5月初,经过一年多准备期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随着国家公共政治不断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历史大背景,这部条例表达了政府自我变革的政治勇气,更代表了人民对于“阳光政府”的渴望,并使宪法价值层面上的“知情权”,在中国第一次落地生根。汶川大地震,给了信息公开条例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信息公开条例”所定义的“政府信息”,只是狭义的、表层的信息,而“阳光政治”和“阳光政府”所要求的信息公开还需要向更深的层面开拓。比如,政府信息公开不仅需要公开政策文件,也需要公开行政决策过程、公开公众参与状况等等;人大立法公开不仅需要公布法律文本,也需要公开立法博弈的过程,公开人大代表的议政发言等等;审判公开不仅需要公开审判结果,也需要公开庭审记录、公开合议庭每位法官的独立意见等等……所有这些目标,都需要一个更具现代民主性、公共政治性的法制平台。

   尤为重要的是,保障知情权是为了激活参与权、监督权等更高级民主权利,而要实现这些民主权利的“连续效应”,立法就不能停步于知情权层面,更应延伸至参与权、监督权等层面。因此,我们既需要信息公开法一类的“阳光法案”,也需要公众参与法等“参与权法案”、“监督权法案”,需要构建更具民主性、法律化的选举机制、监督机制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公开条例”和汶川大地震的信息公开实践,能否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起点,成就民主政治的光荣与梦想,是我们期待的愿景。

   因此,张抗抗的话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她提到天灾激起国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天灾促进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这才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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