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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一期《标准照》——中国和日本的崛起…  

2008-03-03 16:0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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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一期《标准照》
 

推荐:时霖(评论家、自由撰稿人) 

 

可以把二战前的日本和现在“重新崛起”的日本作一比较,会看到在经济成就上
甚至制度上的变化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最为根本的变化是国民的思想意识的变化
是发生在人的灵魂深处的变化


   想起了四年前故去的一位朋友,刘德福先生。他的著作《中国大势》成了遗作。四年后的今天,有了“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等等大好消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追忆逝者,有必要重读此书。
   刘先生的经历,大致可以看作两个部分,一是在各级政府部门工作,特别是在党中央的核心部门作调研工作;二是在企业工作,又在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工作,特别是在处置金融风险第一线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还领导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业内唯一的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这些经历也许为他观点的形成提供了裨益。
   刘德福在书中为中国的大势发展提出了这样四个带有阶段性的话题,一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三是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四是从一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经济上的进步和富足,他只是在第一个话题中作了一番论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后面他说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除了建立契约文化之外,别无任何选择。在第三个话题中,他认为皇帝制度造就了臣民,新时代的单位现象又使臣民制度具有了新的特点,从人身、财产到思想都有了更加奴性化的发展,因此单位现象是理解奴性和不平等的“钥匙”,而破除这种奴性和不平等则要靠在公民中树立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且这是一项艰难的选择。要实现从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最为关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是一项历史的选择。由此看来大国真正的崛起不是靠技术、发明、生产力甚至制度,也更不是靠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后发国家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加快现代化步伐等等时下流行的话语,而是要树立起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石,靠每一个国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和升华。
  《中国大势》是刘先生和另一位金融从业者的对话录,也许是为了比较方便,书中列举了大量关于日本崛起的事例,或者是由于主题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篇幅的原因,对日本的问题似乎没有说透。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本书《重新崛起的日本》,是社会学家李汉林先生所作,据说是继《菊花与刀》和《日本第一》以后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作者在福泽渝吉创办的庆应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仔细观察了当今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写成了这本书。书中的基本路线是二战以后日本国民如何从狂热的民族主义中逐步摆脱出来,走上或者说回归到理性的道路。在这期间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又是怎样克服的。书中讲了中日两国文明的碰撞,提出了“日本告诉中国什么”和“中国人想告诉日本什么”两个题目各十条。其中有对应关系两条是,中国要“警惕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民族主义”,“日本不要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书中说,历史过程表明,民族主义的产生一般是两种情况,一是发展受阻,内部矛盾急剧的时候;二是经济高速增长,国民出现大国心态膨胀的时候。这两种情况正好交替出现,此消彼长地反映在一百多年来的中日两国的历史上,仔细地比较研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思。读罢此书,可以把二战前的日本和现在“重新崛起”的日本作一比较,会看到在经济成就上,甚至制度上的变化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最为根本的变化是国民的思想意识的变化,是发生在人的灵魂深处的变化。从书中可以看到日本的最根本的变化是从国家至上、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霸权主义变成了尊重人权和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正是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都非常高涨的时候,当时的天津《大公报》连载了王芸生先生写的《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当年,王芸生先生还是一位年轻人,他受胡政之和张季鸾二人的指派,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连续两年半在报纸上每日一段,终于写成了这部巨著,今天三联书店又重版了这部八卷的煌煌巨作,当前有不少读者,许多人认为这部书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王先生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精神来写作,自然是受到了爱国热情的鼓舞。然而,又过了70多年,这部书的价值在于比较理性地比较了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和当时的客观现状,指出了中日之间的差异,特别分析到了欧洲思想,包括经济、哲学乃至宗教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据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和周雨《大公报史》的记载,指示王先生作这项工作的胡政之先生和张季鸾先生是本着“明耻教战”的精神来策划的。“明耻教战”的含义就是忍辱发奋,建设图强,而后宣战,战则到底的勾践御侮之策,还包括毫不客气地展示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到的先进性和中国要战胜日本必须要向日本和他国学习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号召国人明确定位,既不盲目自大,又不妄自菲薄,理性地认识自我,走自强的路。这就能使我们看到两位前辈报人的用心良苦,好在他们的良苦用心,他们的“救国之道”和“自卫之策”在度过了当时那种群情激愤的氛围之后,逐渐被后人所理解,其理性思维和科学态度也应为后人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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