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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十一期《温故》——那些挑灯夜读的时…  

2007-12-26 15:0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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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第十一期《温故》

 

→ 吴晓东

1965年3月生,1984年至199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1984年留在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至今。1996、1998、1999年分别赴日本、新加坡、韩国访学与讲学,主要著述有:《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与钱理群合著)、《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程光炜等合著)、《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等

 

 

我把这部书稿的问世

看成是一种“温故”

是以我的个人的方式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表达的

一种缅怀和致敬

 

读巴什拉的《火的精神分析》,喜欢书中描绘的那个伴着烛火的“熬夜人”的形象。曾几何时,我自己也成了这样一个“熬夜人”,在更深人静的午夜时分,于一豆灯光之下,开始漫无目的地阅读二十世纪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经典。

   1987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浪潮在中国文坛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期。我们一干八十年代中期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对现代主义经典的阅读,也进入了热狂的阶段。我那时固执地认为,想要了解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世界,认识二十世纪人类的心灵境况,读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是最为可行的途径。八十年代影响中国文坛的最后一个西方作家可能是昆德拉,昆德拉在他的影响了中国读者二十年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写道:“我们都是被《旧约全书》的神话哺育,我们可以说,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象是对天堂的回忆。”套用他的话,我们这一代读书人也曾经被二十世纪的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哺育。我们对文学性的经验,对经典的领悟以及对二十世纪人类生存图景的认知,都与这些作品息息相关。它们最终留在我们心中的,是我们对曾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世纪的回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感激于昆德拉给我的文学启示。当1987年前后中国的一些刚刚出道的“现代派”作家把现代主义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形式”的先锋性的时候,昆德拉恰逢其时地登陆中国文坛;也正是昆德拉关于“小说的可能性”的论断使中国作家以及学人从形式主义的迷梦中猛醒。昆德拉对中国文坛弥足珍贵的启示在于:小说的可能性决定于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决定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可能性限度与小说在形式上的可能性不完全是一回事。小说的内在精神、小说的本体并不完全取决于形式的限度,这就使小说的生存背景延伸到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以及历史哲学领域,即形式之外的“生活世界”。小说的本质可能是无法仅从它的内部和自身逻辑来解释和定义的。宽泛地讲,文学也是这样,文学的可能性也恰恰是与生活世界息息相关。文学艺术反映的是世界图式,你就没有办法抛开世界单从形式上解释作品。比如昆德拉说在捷克和俄国,小说已经死亡,这是小说本身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而是政治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小说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决定小说的兴盛和衰亡的因素太多了。因而,所谓形式的自足性只是小说家的梦呓,换句话说,形式的意义并不仅是形式本身就能说明的。真正具有经典价值的现代主义文学往往是把“有意味的形式”与“形式化的内容”统一在一起的文学。在现代主义的形式背后,是一种内含悖论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悖论性的意识形态,使现代主义文学一度成为二十世纪充满活力的存在。

   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也当从这个角度去获得更有效的理解。当现代主义的思潮行将尘埃落定,我们发现,现代主义之所以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坛风靡一时,并不仅仅是纯粹形式上的和语言上的原因。正像北大的洪子诚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那时关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对人的处境的揭示和对生存世界的批判的深度,譬如文坛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关注,就与我们对“十七年”以及文革的记忆及反思密切联系在一起。而萨特热所造成的存在主义的文学影响,更是直接关涉着我们对存在、对人性以及人的境遇的新的意识的觉醒。这一切都决定了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复杂性,绝不是形式主义的标签可以简单概括的。

   然而,影响中国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遭遇着它的衰竭的历史命运。当卡尔维诺、昆德拉们已成为一代小资茶余饭后的谈资的时候,当中国的先锋文学日渐在新世纪蜕变为常规文学的一部分的时候,文学先锋运动在中国也行将寿终正寝。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终结标志着一个市场化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最终来临,或者反过来说,市场化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最终来临,终结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历程。

   时光过去了十年。1997年前后,我常常会在午夜时分莫名地怀念那些已逝的漫读西方现代主义经典的岁月。当这种忆念最终难以自抑的时候,我便决定开始在北大讲坛上讲授“二十世纪外国小说经典选讲”的课程,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二十世纪的小说与小说家》就是这门课程的整理稿。我把这部书稿的问世,看成是一种“温故”,是以我的个人的方式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表达的一种缅怀和致敬。

   此后,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此刻,2007年的初冬,又是青灯如豆,而那种午夜时分漫读经典的岁月早已成为我个体生命中终将难以再现的历史,也许注定只能留存于回眸与忆恋之中。这些年来,尽管身处高校从事文学教育,阅读经典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花大量时间进行的所谓学术研究,处理的文学对象往往也是那些远离经典性的作品,因为二三流的创作似乎更易于进行理论分析。而一直困惑着我的一个忧虑也不免由此产生:这些年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随着学院化体制化过程的日益加剧而越来越有走向“知识论”和“制度化”的倾向。我们往往更喜欢相信一系列本土以及西方的宏大理论体系,喜欢建构一个个的知识论视野,但是中外文学经典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像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却都可能在我们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和学院化的制度中日渐丧失。于是我们的课堂上往往充斥着干燥的说教,充斥着抽干了文学感性的空洞“话语”。正如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先生所说:“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你听信了这种说教,还能被文学作品所打动吗?你还能有丰富的人生感受吗?你习惯了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尽管不信,它还是会占有你的思维。”这样的文学教育的后果是学生学到了一套套的话语和理论,而艺术感受力、对经典的判断力以及纯正的文学趣味却丧失掉了。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讲述与写作,或许有一部分原因正出于这种对学院中的文学教育的困扰与反思。

   感谢《SOHO小报》,给我这样一个“温故”的契机,使我得以表达对二十世纪外国现代主义经典的敬意,表达对新世纪学院中的文学教育的忧虑,并借此纪念已逝的那些挑灯夜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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