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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九期《家园》——“问题”过后是什么?…  

2007-10-25 16:1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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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九期《家园》
 
推荐//刘苏里    

 

问题之后,当然是主义。眼下,问题如秃头上的虱子,人人见得,但如何下药,却需要些智慧和勇气

 

   最近坊间流传半当真半玩笑的话,说是“问题(谈过)之后是(谈)主义”。不用说,“问题与主义”的说法来自胡适之。可也有唱反调的,陈端洪在为自己的论文集《宪治与主权》写的序言中,大篇幅论述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必要,任东来在给张振江新著《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写的“序”中,与陈端洪的议论不谋而合,并尖锐的指出,主义谈起来容易,问题解决起来难矣,并痛斥目前学术研究中大谈主义的倾向。
   仔细辨认,两者说的都不错,所指向度不同而已。说该谈主义者,往往不关乎学术,更多关乎社稷生命攸关的各种问题,以及未来宪政走向。再说白一点,是意识形态重建问题,当然关涉主义,唯此为大。陈、任两位坚持学术研究眼下更要严守胡适之“问题与主义”关系原则,不仅对,且特别应该予以强调。
   大谈意识形态的著作,哪个方向的都有,但北京三联出的一本小薄册子,不能不单独提出来说说。该书作者多少有些神秘,来往世界各地,跟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在日内瓦搞国际战略研究,写过一本《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翻译过《凯恩斯传》和《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叫相蓝欣的先生。有介绍说,此公为清代汉军镶蓝旗后裔,相蓝欣-镶蓝旗,像是化名。此公1983年赴美留学,算来留美已24年。四年前《起源》就引起我的注意,一是他把义和团之乱,称作“战争”,一是作品中引用无数语种文献,让人称奇。说无数语种,夸张了,但我确实没数过来。义和团之乱牵涉多少国家,有关国家的文献作者都用到了,还不止。去年三联出《凯恩斯传》,很有名,因凯恩斯有名,人们忘了译者。今年四月华师大出《大趋势》,在一个圈子里也比较流行,以致有人要编写《大趋势:2020年的中国》,可译者还是未能进入人们视野。作者刚刚出的《传统与对外关系》,如果没有副标题,估计还是未必引起多少人注意。它的副标题是,“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便了得,谈中美关系,引出“意识形态背景”,新颖而刺激,便是好奇,都该买一本来读读。
   作者说,此作越写越短,勉强凑足10万字,花了整整六年,开题正是《起源》杀青时节。作品虽短,但并不那么容易读,要同时具备美国多方面和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等知识存量。作者大量引用《论语》中的段落,以说明,中国看待世界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儒家,具备天下情怀,跟美国“民族-国家”的短小视野,无论如何不能相提并论。在作者的逻辑中,儒家治国原则的实践,造就了领先世界二千多年的伟业,而且必将继续领先世界(如果采纳儒家治国原则的话)。作者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创见,举数端为例。比如,全新解读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认为是华夏面对西方入侵,最道中庸而极高明的哲学(页22-27)。比如,比起西方个人自由,中国人历来具有真正的独立性,无论“内己”还是“外己”(页106)。比如,正是儒家的“无为而治”启发了西方人的“自由放任原则”。这里,作者将“无为而治”治国原则归在儒家帐下,显然有待商榷。此一原则集大成者,当然是道家。《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是孔子的感叹。作者说,正是此一原则,导致了宋代的经济起飞,几百年后西方步宋代后尘,至多是后进者赶超先进者“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已”,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不过是“欧洲的孔子”(页133-139)。
   遗憾的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读到最后,没有读到作者富于启发的建议。
   
“土鳖”经济学家纪坡民也谈意识形态,把许多年的思考集了一集,起名《宪政与“立国之本”——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的回顾与反思》,其中长达10万字的一篇论文,“宪法修改应当以恢复‘新民主主义’为纲”,论述最为直截了当。此公1964年考入西安一所工程学院,学航空机械,后来因故当了多年工人,还参加过“劳动改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机会“冒头”,来到京城,研习经济学,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却是《产权与法》,一部严格算来的法学论著。去年,纪坡民已到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他的思考和研究,大体上是最近二十年的事,在不惑之年以后。这一切不能不让人称奇。我们不妨先把作者的立场放在一边,看看他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理论上,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体制上,回到五十八年前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四个阶级共同执政。如此一来,一通百通。他的这个看法,我早些年就听身边的人说过,但他的系统和逻辑,是别人不能比的。
   同样是谈意识形态,相蓝欣先生与纪坡民先生的出发点,估计不远,可分量,尤其意境上,却似有宵壤之别。这难道仅是年龄上俩人差了将近一轮之故(相先生1956年出生)?从入学求道年龄算起,相先生在国内生活了21年,国外24年,纪先生始终是地地道道的“土鳖”。这里是否隐含着某种关乎“政治正确”的内情?我不能作诛心之论,就此打住。
   问题之后,当然是主义。眼下,问题如秃头上的虱子,人人见得,但如何下药,却需要些智慧和勇气。所谓下药,就是重建意识形态,它应该具有强大的解说力,要能回答眼下人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指明未来社稷的方向。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执政党跟民间,想到了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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