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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三期《平衡》——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  

2007-04-09 12:0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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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三期《平衡》——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7年第三期:平衡)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在刚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胡鞍钢教授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在《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一书中,胡鞍钢将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包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中国当时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第四世界。
 现在,7、8年的时间过去了,不同地区的面貌都在改观,但上述的大体格局,应当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如果依据不同的标准,人们也许可以划出不同的版图。不过,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世界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同时也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景观和生活逻辑。换言之,不同的世界体现着不同的文明。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在当时,这本书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托夫勒也用他定义的不同文明的色块勾画了当时世界的地图。
 一个可能有趣的事情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这个概念,我们衡量一下今天的中国是属于哪个“浪潮”?结论也许是令人惊讶的,我们这个偌大的国家原来并不属于同一个文明。在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到处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这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原来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等等。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他们对于这些产品只能是望“洋”兴叹而已。
 这是一个失衡的社会,这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落后的部分已经失去了联系。
 社会不同的部分失去了联系,但不同部分的成员有时却不得不尴尬地面对。这时,来自不同世界的不同逻辑的碰撞是震撼人心的。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题目是《请不要对穷人大声发笑》。其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和他的感触:一天,有个外地民工夜间腹痛如绞,跑来急诊。他脸色铁青,自己已经不能行走,由他矮小的妻子吃力地半驮着进来。作了常规检查后,同事开了处方给他。虽然他是如此疼痛,却十分意外地提出一个要求。他问,吃了这些药,是否马上能够恢复健康?同事告诉他,这种不明原因的腹痛,还需要作进一步检查。不料他蛮横地说,既然吃了药,就必须保证治好!同事哑然,告诉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必然和绝对,医生的职责是尽一切努力帮助病人。这个民工最后拒绝接受治疗,他双手紧按小腹,忍受着剧烈的痛楚,仍由他矮小的妻子半驮着离开了医院。
 目睹了这件事情的贴主感叹道:面对这样一个病人,我不知说什么好。按一般的常识去理解,这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和一个很可笑的人。但是我又不敢笑,脑中不断重复着他那张痛苦的脸,不断重复着他默默无声的妻子的背影。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常识以外的人,国际新闻与他无关,体制改革与他无关,时尚广告与他无关,连最起码的健康常识也与他无关。唯一与他有关的是,今天应该怎么办!唯一与他有关的是,绝不容许随随便便浪费一分钱!当一个人落在贫困的深渊,他不得不违背普通的生活常识,甚至不得不将自我关爱降低到别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也许这位贴主忘记说一句话,这位民工的违背常识不仅表现在他降低对自己生命的关爱,同时也表现在这会扭曲他对他人及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包括这时他最需要的医院和医生。其实,这里说扭曲或许并不准确,因为他们实际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有着另外一种生活的逻辑。
 社会的断裂当然首先来自财富的失衡,因为不同的财富造就不同的生活。但问题还远非如此简单。由于贫富差异过大形成的本来属于不同世界的人们,如果就在他们各自封闭的世界中生活着,也许事情还比较简单。但在今天的世界中,这已经完全不可能。把这些不同世界的人们联接在一起的,不仅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迅速传递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生存于其中的体制与机制。市场就是其中之一。
 就拿医疗来说,农民看病难,农村缺医少药,是最近几年国人关心的重要话题之一。其实,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疑团:为什么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农民看病却似乎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难了呢?原因就在于一个社会中多个生活世界与一个统一市场并存所形成的奇妙组合。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数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是3倍多,某研究机构计算出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货币纯收入之比是4倍多,但如果加上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则高达6倍。事实上是排列世界第一的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无疑使得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然而更要命的是,在这两个世界构成的同一个社会中,医疗市场却是统一的,医药和医疗的价格是统一的,并且是依据城市的标准制订的。
 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比如说,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对于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这样大都市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使得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而且从理智上说,人们也不难理解,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可是,当你走出这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就似乎成了问题。前几年我们去了一次山西。那是一个由于煤炭生产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但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那些本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就打了相当的折扣。当地的干部说起这个问题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这里我不是为“先污染后治理”辩护,而是说,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会是多么地不同。同样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是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不同的财富,不同的物质生活,不同的生活逻辑,衍生出来的就是不同的文化或精神生活。问题是,在一个多个世界并存的社会中,文化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记得还是在几年前,一天晚上,翻遍电视中的几十个频道,多数都在播放一部描写制作电子游戏的年轻白领生活的连续剧。突然间,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浮现出来:这时还有多少农民也坐在电视机前,有多少人也在看着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生活?而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回溯一下文学的发展。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很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将这些愿望诉诸于想象,于是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浪漫主义也就失去了最广大的基础。但这同时,人们也看到,尽管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以前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却是极不平等的。在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许多穷人却“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个出现了,这就是在物质社会条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但不管怎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主题,而这种文学主题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一下我们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差异。在我们这样一个失衡与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正如上面那个关于电视剧的例子所表明的,他们每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这种现象,文化殖民?
 其实,当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社会中许多现象都与失衡这个现象有关。
 在若干年前,我和一个搞房地产的朋友经常在私下里争论北京房价的走势问题。当时我的观点是,北京房价的上涨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我的根据是,在北京的房价不断攀升的同时,房屋租金的价格却在不断走低。除了少数地区,包括城市中心区在内,甚至租金的水平要低于10年前。如果租金与房价的偏离达到一个临界点,房价就会走低。那个搞房地产的朋友争辩说,我虽说不出这么系统的道理,但我坚信北京的房价会不断走高。
 事实证明,是我错了,朋友对了。我的推断错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对外来资金涌入北京估计不足。据说现在北京,每平米价格在一万六千元以上的房子的60%,新房的50%,二手房的40%,是外地人购买的。但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外地人买房与投资和炒房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其中有的是为在北京读书并且毕业后在北京安家立业的子女买的,有的是独生的子女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是为了自己退休后随子女进京居住用的。这背后的现实是,每年超过十万人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大多都不会离开北京,此外每年还有为数可观的“北漂一族”来北京寻找机会。从理论上说,两个家在外地的毕业生在北京安家立业就需要一套房子,如果考虑到独生子女所形成的家庭结构,甚至两个外地孩子在北京安家立业最终可能需要三套房子,因为其父母在退休之后也可能追随而来。
 在预测北京房价走势时,我意识到我错了的同时,也就明白了什么叫作失衡与断裂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会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若干个特大的城市集中了社会中主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甚至也集中了生活中最主要的机会。因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长热不冷,表明的是失衡社会中资源向这些城市进一步积聚的过程。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是有问题的话,也就可以说,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房地产业本身,更在于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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