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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李顺达  

2006-09-08 12:41:00|  分类: 2006年文章精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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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李顺达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6年第八期:人说山西好风光)

 
 
 → 丁东
学者,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现居北京
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翻书》等
编有《世纪之交的冲撞》、《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反思郭沫若》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怀念李慎之》等

山西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很多,李顺达虽然资格老,但陈永贵后来居上,中共十大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又当了副总理。李顺达做梦也想不到,这竟然导致了他晚年的恶运

  1968年底,我从北京到山西晋东南地区的沁县插队。第二年4月,中共9大召开,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能见见这位著名劳模就好了。到了秋天,这个机会来了。晋东南地区在平顺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知青点可以推选一名代表参加,同学们推选了我,于是我在会上见到了李顺达。这次会议共开了四天,参观了李顺达所在的西沟大队,还有一个半天,李顺达专门与知青代表座谈。他倒没有讲什么知识青年应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的大道理,而是像拉家常一样扯起自己当年建设西沟的往事,以及建国初期访问苏联的一些趣闻,大家听了都觉得很亲切。当时自己的思想还是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很想像李顺达那样,有一番改天换地的抱负。
  到了1970年的冬季,全省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我被抽调出来,担任工作队员,和同村的知青张惠文,还有公社秘书老王、复员军人老牛、中学教师老夏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了本公社另一个大队──轻城。那一年秋天,国务院开了一次北方农业会议,沁县估产能达"纲要",(平均亩产400斤),分管农业的县革委会张副主任"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大话吹上去了,谁知这年冷得早,刚推广的杂交高粱生长期又特别长,没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来了。实际平均亩产连300斤也达不到。县里领导不相信实际数字和估产有这么大的差距,于是掀起了一次反对瞒产私分的风暴。有一个大队,是畜牧业先进村,以往的习惯是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这次被抓了典型,大队书记主任在全县三干会上当场宣布逮捕,吓得全县大小干部们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眼看交罢公粮,只剩下百十斤口粮,都着了慌。当地农民特别老实,既不敢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只好默默地忍受,以糠代粮,应付饥荒。这种变化,马上在我们这些工作队员的派饭上体现出来。虽然,工作队员按规定,吃一天派饭,交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往常派饭农民也尽量给做一些好饭。但到了家家吃糠的时候,农民也顾不上许多了。我记得,那些天吃的糠窝窝,一拿起来就散,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用米汤往嗓子里灌。过去上中学时吃过所谓忆苦饭,哪有这个难以下咽?当时,工作队里的转业军人老牛说,老百姓做饭有困难,我们不能自己开伙?军队里自办伙食天经地义。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再吃派饭,小锅饭还吃得挺香。不知怎么,公社知道了我们这个工作队自己起伙的事,批评我们不和社员搞"三同"。所谓"三同",本来也是一句空话,同吃可以到社员家里吃,同住怎么住?没办法,起了几天伙,只好重新吃派饭。
  好在不久沁县征过头粮的事让担任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把手的李顺达知道了。李顺达到底是农民出身的老劳模,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发了话,说不管怎么也得让农民一年吃上300斤粮食,于是,征的过头粮又一马车一马车地从县粮库拉回来。这样,我们工作队员的派饭也不再有糠了。从此,我心目中的李顺达不但是个劳动英雄,而且多了一份人情味儿。
  1972年,我被抽到省直机关工作,那年冬天,又遇上了李顺达。当时毛主席认为,在庐山会议上,许多中央委员都上了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于是要求高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省里举办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几十个人集中在晋祠宾馆。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去了。恩格斯这本书,别说让没上过学的李顺达读,就是让那些念过几年书的领导干部啃起来也很费劲。那些天,看得出李顺达也很为难,但别人也没有办法宽慰他。
  山西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很多,李顺达虽然资格老,但陈永贵后来居上,中共十大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又当了副总理。李顺达做梦也想不到,这竟然导致了他晚年的恶运。
  原来,文革中,李顺达和在山西支左的69军关系很好,而陈永贵则与69军是对立面。1975年,趁着江青批判《三上桃峰》,已经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陈永贵把当时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69军军长谢振华挤下了台。接着,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以后,在山西,文革中拥护谢振华的一派人又被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加以清查,这样,老实巴脚的李顺达也成了运动对象,先是被撤掉了省革委会的副主任,接着又落选11大代表,当然中央委员也当不成了。据说几次检讨也过不关。给他扣的帽子是“反大寨”。其实,大寨学西沟在前,西沟学大寨在后,文革中他和陈永贵不是一派是事实,说他“反大寨”实在冤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顺达才恢复名誉。以后在五台山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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