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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的艺术难题  

2006-07-05 11:14:00|  分类: 2006年文章精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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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的艺术难题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6年第六期: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与痛苦)

 

 
→ 陶子  女,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自2003年参与组织大学生戏剧节等公益活动,推动民间戏剧的发展
著有《刹那中——赖声川的剧场艺术》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不曾失去方向
我们挣来房租住在这矮矮的村庄
旁边是老乡们盖的立交桥和洋房

  现在想来,2001年在看到媒体报道吴文光与文慧做“与民工跳舞”时,当时就武断地把这定义为当代艺术家在利用民工身体、以艺术的名义在剥削“民工”,实在是有些过于轻率了。这么说,倒不是因为我后来在采访吴文光和文慧时发现,他们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无聊,而是比我想象中的坦诚。更重要的是,当我自己后来逐渐和民工有一些接触,面对的是许多和他们一样的问题,有着和他们一样的困惑:在民工们实际的现实需求面前,艺术能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别人与民工团体做艺术活动的想法,对我来说,那首先是对自我的反省与挑战。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每天都会见到民工;但如果不是职业需要,很少会把他们和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也如此。我在做当代戏剧的批评与研究,这工作似乎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对他们也就视而不见。变化发生在2005年。5月,我去韩国光州参加民众戏剧节,在那个戏剧节上,我看到韩国的农民载歌载舞,看到来自韩国、日本、台湾的戏剧工作者与底层的工人、市民有着良好的互动。那真是个挑战。在我们的社会里,戏剧,要不就追求商业利润,以娱乐大众为己任;要不就高高在上,探讨着据说是深刻的“人性”。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只不过我们的商业戏剧至今还只是花拳绣腿,利润很低;而我们对人性的所谓“拷问”,其实又何其浅薄?
  如果没有民众戏剧节的参照系,我想我是无法在这两个格局之外看到“第三条道路”的。在光州的经验,对我来说,开始让“戏剧”这个范畴扩大了。它可以不是剧院里的娱乐晚餐,也可以不是男男女女,衣着光鲜,安静地等待着悲剧“净化”的到来。它就有可能是随便在路边支一个帐篷,敲几声鼓,唱几嗓子民歌,招徕些人,然后,演出就开始了。
 有了这视野,才会发现原来身边这样的事情早就存在!只要你想发现,他们就会出现。7月,在农大观看兰考地区农民合作社的文艺演出中,我见到了一名来自打工艺术团的歌手,他叫许多,是肖家河地区农友之家的干事,自己写歌、唱歌。那天他就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家》。说的就是他们在肖家河的生活。很简单的歌词:“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我们努力生活不曾失去方向,我们挣来房租住在这矮矮的村庄,旁边是老乡们盖的立交桥和洋房……”曲调也随意,说说唱唱,但并不像说唱乐那般声嘶力竭,在平淡中有一种自信。后来又遇到了小刘。小刘自己有着一份繁忙的编辑工作,居然在此之外还组织了“劳动号子文艺社”。平时不仅要为社团组织人马,还要想办法解决剧团的基本生存问题:其实办法也没多少,只不过是几个热心于此的朋友每月出几百元钱,租个地方,买些器材。我心底里暗自赞赏“劳动号子”这名字起得好,不觉让人联想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古风,非常恰当。这样一群人与我在韩国的经验相碰撞,让我觉得自己有可能打破些知识分子给自己造的界限,往下走,做些实际的事情。这想法,可能有些幼稚,但却真实。
  于是,在许多方面的共同促成下,我们邀请打工青年艺术团和劳动号子文艺社参加了2005年大学生戏剧节的闭幕式演出。那一晚的演出是出人意料的。在一个剧场内,在一个以大学生为观众主体的剧场内,一群与大学生不太一样的人,走上了舞台。他们唱歌,他们说相声,他们在静默中诉说自己的一点心事。那一种氛围是久违的。那晚第一个上场的是劳动号子文艺社的吴锋钢。他虽只比我年长一岁,但风吹雨打肯定是比我经历的多,也就苍老了许多。他拿着一把破旧的吉他,走上舞台,一直低着头,唱自己写的歌。那声音一出来,就让闹哄哄的剧场安静了下来:你可知道,那一座座高楼/需要多少人来建造/它的背后是多少双手在付出辛劳/你可知道,滚滚而来的民工潮里/背井离乡的人啊 有多少/如同迁徙的侯鸟/春去冬回 到处落脚……”那歌声,沧桑不掩其力量,平淡不掩其自尊。唱完后,他照旧头也没抬,抱着吉他就走向后台。观众先是愣了一下,几秒钟后是掌声和叫好声响成一片。
  他们的演出,因为真实而生动,因为生动而感人。我想许多人都是在那一晚第一次听到来自民工群体的声音。听到他们为自己写的歌,听到他们背井离乡的怅惘与希望。这一个晚上的演出,连接着大学生和农民工两个群体,让他们试探着去互相了解,也是在试探着建立一种良性城乡关系的可能。在那一晚,我听到许多大学生跟我说,他们打工子弟学校需要老师么?
  但在这一晚上的演出后,个人、民工演出团体以及个人与民工演出团体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更实际的问题。我也发现,在与民工演出团体建立关系时,其实也是在回应一些抽象的关系:比如说,这个群体是你无法忽视的,这个群体的付出是你不能回避的,等等,而很难在实际的层面上做有效的工作。艺术并不能直接帮他们讨要工钱,艺术也难以改变他们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许多难以回避的实际问题,都难免像困扰着吴文光一样困扰着我。不过,在参与的过程中,有一点我是越来越肯定的,那就是属于“草根的艺术尊严”。当艺术在现实面前还有些躲闪之时,民工们自我表达的艺术尊严,就更为弥足珍贵了。我想,无论是面对民工群体的社会心理问题,还是建立良好城乡关系的社会学命题,都离不开民工们自己争取来的自我表达。这些来自草根的艺术表达,如今或许还很微弱,但它必然会迎风生长;而艺术家们在与民工们建立的对等关系中,会与他们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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