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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般的孩子们  

2006-06-28 16:25:00|  分类: 2006年文章精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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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般的孩子们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6年第六期: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与痛苦)

 
 
文//陈丹燕
→ → 陈丹燕
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
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
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

面对1973年的孩子们,他看到了无欲,无知,自在,自足
就像吃智慧果之前,毫无羞耻感的人
对于1973年的美国和欧洲的同龄人,中国孩子真是遗世独立

  是偶然发现这些照片的。五楼书库里的书通常都是生僻的书,通常都没有人,我坐在超常开本的架子旁边,翻拍M.Miller的作品集,那是他1865年的作品。突然,一本黑色的旧精装本缓缓从空隙中倒向另一端,“噗”地响了一声,好像是寂寞的喉咙无意中发出的声响。它就是W.Barnstone的访华摄影作品集。大多数照片是1973年的中国孩子。
  封面上那个小姑娘,1973年的上海小学生,和我当年一样大。她汗津津的,高举着一段红绸子。红绸子是七十年代不怎么值钱的塔夫绸,不时能看到布面上粗细不均匀的线头。但握在手里却很服贴,因为里面没有一点化纤成分,满满一握,都是朴素,都是热烈。红绸子是我们那时跳舞的道具。挥舞起来,满台红堂堂的喜气,如同乡下人过年。有时大游行,也用它做有飘带的大红花,装饰大幅的毛主席像。那是1973年,革命的狂飙已经式微。
 她穿着泛黄的白衬衣,那是厚厚的棉布做的,洗后又没有烫平整,再被穿着跳舞,所以衬衣上有成百上千条皱纹。棉布白衬衣是七十年代每个中国孩子必备的礼服,游行,主题班会,欢迎尼克松访问上海,十月一日国庆节,跟妈妈回娘家,好朋友凑齐了零花钱,去红卫照相店,拍四角八分三张的合影,都用得上白衬衣。只是棉布的衣服,领口,袖口,前襟都很快就会泛黄,大人们一般都禁止小孩穿白衬衣吃西瓜和杨梅这两样水果,虽然那时白棉布很便宜,但大家的工资也很低。
  她胸前有一枚白瓷做的毛主席像章,用像章后面的别针,别了毛泽东思想红小兵的牌子。那个白底红字的牌子,其实是一小块塑料夹子,里面夹着一张厚白纸。那时,小姑娘们常常将毛主席像章和红小兵标志别在一起,省得在衬衣前襟上多戳两个洞。我从来没这样精明过,我母亲也不计算这些,从班上的女同学那里,我学到了这个窍门。上海女孩子,既使在1973年,还是学到了如何精细地生活,并尽可能保持体面。
  我也曾有过一枚白瓷的像章,当时它属于精致的短缺品。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母亲单位里回收毛主席像章和石膏像,她就将家中有毛主席的东西悉数卷去上交。整个社会都想赶快忘记那段历史。后来,我果然以为自己忘记了。时代翻滚着向前,好像一个正在滚动的保龄球。“噗”地一声,某月某日的某一天,一本书不经意地倒下,露出封面,过去才回来。我想起了毛主席像章别在白衬衣上的感觉,沉甸甸的坠在衣襟上,当你奔跑跳跃,它便扑打着你的前胸,一边摇摇欲坠。你得记得用手压着它。要是它掉下来,一定会摔碎,那就一定是现行反革命事件。你一定要小心,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关系到你和许多人的政治生命。所以,“你要知道担待。”这是我母亲一直吩咐我的话。
  我放下照相机,开始看这本摄影集。里面有许多女孩子单纯的脸。我看到某件小圆领上围着的一小圈短短的尼龙花边,忍不住微笑了。那时候,女孩子的衬衣领子从前几年与大人一模一样的小方领,改变成小圆领,要是我没记错,那是1966年后第一个流行的衣领式样。当时,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尼龙花边,甚至也没有店家敢出售它,它属于一种想入非非的生活方式,刚刚被革命清除过。但不知为什么,小女孩们的妈妈总有办法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一小段花边,白色的,透明的,朴素的,简陋的花边,小心翼翼地为那个小圆领镶上。我只记得花边给女孩子带来的甜蜜,那是如羽毛拂过面颊般轻柔的甘美。那一天,因为身上多了一道花边,你不愿意大声说话,你以为奇迹会接踵而来,你觉得自己是那些翻烂了的旧童话书插图里的公主,而且还是安徒生童话里的最正牌的公主。
   如今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想起这些往事,我真佩服1973年为女儿找到花边的母亲们。她们到底是怎样找到的呢?我母亲本不做针线活,但那一年,她也在灯下为我做了一件有花边的小圆领衬衣。花边装在一只她办公室用过的旧信封里,当她从里面抽出白色的尼龙花边时,整个房间都为之亮了起来。我记得她用竹尺仔细量了量,啐了句:“小气鬼,连拐弯的地方都不给我算进去。这拐弯的地方交给谁呀?”然后,她不得不削减了本来可以更舒展的圆领,使它紧贴领口,花边这才紧巴巴地将领边镶满了。
  穿这样领子的衬衣时,总是将领口的第一粒纽扣扣上,因为这样,小圆领才能显出完整的形状,才服贴。照片里将第一粒衬衣纽扣紧紧扣着的女孩子,唤醒了我身体的记忆,那是纯洁到无辜的,安分到没有任何欲望的身体,让我想起天主教修道院里的天使,动作笨拙,不懂怎么摆姿势。Barnstone在前言里也讲到这样的身体,“当照相机对着人们,在感受的深处,和对着山水一样。人们是这样自然,没有姿势,他们根本不会摆姿势。”
   那时,我们为什么看上去植物般的纯洁和无辜呢?因为封闭吗?连短波都不能听,当然遑论出国,连与外国人交谈都是极危险的事。因为是匮乏吗?不要说一根尼龙花边,纺织粗糙的白棉布,连读十九世纪的欧洲小说都可以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是无所不在成为反革命的危险吗?当危险大于承受力,也无法反抗的时候,人们就变得安分守己,甚至善良起来。
启蒙时代,欧洲哲学家们对东方有过理想国的完美想象。直到殖民时代到来,欧洲人才发现了真实的东方,它在西方文明下的分崩离析了,启蒙时代的理想这才被现实打碎。中国向西方封闭了三十年以后,随着中美建交,美国的中国史专家们才得以再次进入中国,探险共产主义中国。Barnstone就是最早进入神秘中国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内心深处的启蒙时代理想仍留有余温。面对1973年的孩子们,他看到了无欲,无知,自在,自足,就像吃智慧果之前,毫无羞耻感的人。对于1973年的美国和欧洲的同龄人,中国孩子真是遗世独立。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另一个理想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新面孔》。(WillisBarnstone, New Faces of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那个女孩子温良地跳着舞,我甚至能闻到那处女皮肤上的微微发酸的温暖气息,那是没有任何香料装饰的气味。我曾有过她的一切,为她感到了生活巨大的,无声的悲哀。
1978年,中国社会将我们称为一代喝狼奶长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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