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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的两个世界  

2006-04-11 10:10:00|  分类: 2006年文章精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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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的两个世界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6年第一期:我最怀念的年代)

 

>>徐淑卿
台湾资深出版记者
现供职于台湾大块出版公司


想去寻找一个东西
有目的而去往往徒劳
有时线索不准确
时间跨度太宽了
所以一下子找不到
但往往在无意之间会发现一些东西


    在上海遇到文化界的名士L君,提到陈子善先生。他说在上海买房热潮中,陈夫人一点都不着急:“反正不论房子多大,我们的空间还是这样小,其它都被他的书占满了。”听夫人此言,陈子善先生可乐了,他说:“她没想清楚,这些钱没拿去买房,还不都被我用来买书去了。”

    后来也许是陈夫人想明白了,房子固然不会越变越大,但书还是会越来越多,所以换个房子还是必要的。现在,来到陈子善搬到普陀区一年多的新居,客厅两面做满了十三个大书柜,可是还有更多的书蔓延在沙发、茶几、写字台上,层层迭迭把主人围绕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些书都是从其它书房里搬过来的。陈子善说,以前的书房堆得一塌糊涂。刚搬到这里时,沙发上是干干净净的,现在呢又是一塌糊涂了。

    这些堆积如山的书,显示出一种层累造成的时间痕迹。陈子善形容自己搬书跟四川流沙河先生一样,不喜欢用大卡车,因为书搬来搬去怕被损坏,因此全部亲力亲为,或请一两个学生帮忙,这样时间就会拖得很长,今天搬一点明天搬一点,光请出租车就花了不少钱。虽然费力,但是陈子善认为这样搬书是有好处的,一方面是自己可以掌握书,基本上不会损坏,而且可以选择,常用的就搬过来,其它就放在旧居的书库里。

    陈子善的书如同狡兔一般也有三窟。新居大概有一万多本书,原来住的地方有两间房,放了将近两万本书,现在变成他的书库了,另外学校里的研究室还有几个书橱。这三个地方的书并没有太严格的区分,放在新居的书自然是觉得经常需要翻阅的,至于从港台买来的或朋友馈赠的书,则大多放在学校研究室里。看陈子善的书房,特别能感觉他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书柜有基本的分类,从大部头的文学大系,到作家作品集一一不等,有些书他会收藏两本,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一本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第一版,另一本则是钱钟书先生的签名本。据说,陈子善收藏现代文学作家的签名本相当丰富,他自己也说,他有个习惯,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的文字都希望能够收集,所以在书柜里我们不时可见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字迹,墙上也挂了郁达夫的题字。而在这些文人墨宝旁边相映成趣的则是莫文蔚、玛丽莲梦露等人的玉照,看到我们疑惑的神情,陈子善笑着说:“好玩。”

    陈子善的收藏癖还扩及到猫。他爱猫成痴,不但编了一本跟猫有关的书,还收集许多跟猫有关的小玩意,对于家里的两只猫,他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常趁接受访谈的空暇寻找并呼唤两只爱猫。我们发现陈子善把几个他喜欢或常用的相关物品都放在卧室里了,这包括一柜张爱玲的作品,猫咪的猫砂,还有一张他工作的写字台。陈子善现在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卧室的写字台完成的,摄影想拍一张他在工作而猫在旁边玩耍的照片,陈子善还主动建议说,这只猫会跟我亲嘴,然后大方的让摄影拍下这张人猫亲吻的照片。

    在和张爱玲相关的书柜里,陈子善拿出了《传奇》的初版本,上面还有她的英文签名,这对张爱玲的研究者而言真是无价之宝。陈子善曾发现多篇张爱玲散佚的文章,对张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他发现张爱玲的文章所透露出来的功夫,却不见得与书房有关,而是深藏在他的另一个作学问的密室里,那就是图书馆。

    陈子善和图书馆的因缘很深,中学的时候因为遇到文革,市面上见不到书,图书馆也关门了,他苦于无书可读,就从学校被贴上封条的图书馆里,“借”了不少书出来,陈子善说,幸好当时没被发现,否则他的人生就要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从华东师大毕业后,原本留在学校里教写作,但他当时对现代文学已经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鲁迅。陈子善说,喜欢鲁迅外在的原因很简单,文革时候文学的书只有鲁迅是可以公开阅读的,也容易在书店买到,特别七十年代以后根据周恩来指示,重印了三八年版的鲁迅全集。陈子善在文革后期写了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除了对鲁迅很感兴趣外,也开始对和鲁迅有关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感兴趣了。七六年下半年,华东师大承担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那时候要安排一些人到全集注释组做注释工作,陈子善就进了全集注释组。

    陈子善说,任何人作学问都不能完全脱离图书馆,除非个人藏书相当丰富,但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学问家也要利用图书馆。在《鲁迅全集》注释过程当中,陈子善跟图书馆的关系尤其密切,他甚至认为,自己查数据的功夫或是能力,就是在通过《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培养出来的。陈子善举例说,他参加的注释部分是鲁迅的书信,这些信当中有很多事情可能只有两个人知道,就是鲁迅和他的朋友,因此如果鲁迅在信中说,昨天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你在骂我。根据注释要求,陈子善就必须注明昨天的报上是哪一个报纸,是哪一篇文章,是谁在骂?怎么骂的?这样就要去查数据。在鲁迅的书信里提供大量线索,他必须要一一对应,从报纸杂志上寻找出来,因此就得天天都跑图书馆。直到后来,他们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定稿的时候,定稿组开会,一条一条讨论注释,讨论到某一条如果发现不够确切或不够详细,那么定稿组的组长就跟他说:“小陈,这条还不清楚,你赶紧到图书馆核对复查一下,有没有可能搞得清楚一点?”这时,他还是离不开图书馆。

    在图书馆里,陈子善有过不少奇遇。有一年台湾的作家雷骧到上海拍张爱玲的故事,因为张爱玲中学的数据都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里,所以陈子善就跟他一起去,把张爱玲中学的档案一年一年调出来。这些资料陈子善以前看过,但看得不全,他以为张爱玲中学前面几年的年刊没有东西,没想到却发现张爱玲最早的一篇小说《不幸的她》,当时雷骧在忙着拍照片,陈子善一看这篇小说,认为这是以前所不知道的,而且也是现在能够找到最早的小说,张爱玲虽曾提到早年有仿红楼梦的小说,但没留下来。当时档案馆规定不能复印,只能阅览抄录,陈子善一看小说不算长,就坐在那里赶快抄,等雷骧拍完他也抄完了。陈子善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很兴奋:“我个人有一个体会,想去寻找一个东西,有目的而去往往徒劳,有时线索不准确,时间跨度太宽了,所以一下子找不到,但往往在无意之间,会发现一些东西。”

    在图书馆里,海藏着许多文学史料的线索,等待有心之人,让它们重见天日,陈子善常常中午一碗面、一碗馄饨的打发,然后继续投入史料出土的工作。而在他家里,接近中午的一缕阳光照射在工作的写字台上,珍藏的书随手可及,却又是一个安稳,可以如吐丝般写下自己心血的空间,陈子善就穿梭在这两个世界里,耕耘出不可磨灭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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