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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  

2006-03-31 13:01:00|  分类: 2006年文章精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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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史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6年第一期:我最怀念的年代)

 

>>钟叔河
出版家
湖南平江人, 1931年生
1949年起在《新湖南报》(后改名《湖南日报》)任记者、编辑、报道组长
同时从事近代文化思想演化研究
1984年为岳麓书社总编辑、编审
1989年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审
曾主持出版《走向世界》丛书
著有《念楼学短》《学其短》等


  《云自在龛随笔》作者江阴缪荃荪,在清朝当国史馆总纂,在民国又当清史馆总纂,是公认的修史专家。《随笔》论修史云:“司马迁至欧阳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笔,虽美恶不等,仍各有体裁”;后来《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体例参差,挂漏甚多,“此人多手杂之故也”。可见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并不主张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来修史。

    时行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在说修史之前,先说说修志吧。日前购得一部大书《北京市志稿》,有一十五册,1998年北京出版,却是1938~1939年间修成的。据介绍:北京市政当局1938年秋设立修志处,拨款一万馀元,处长由市政府秘书长兼任,派秘书一人总管处内一应事宜,聘任总纂、分纂和特约编纂夏仁虎等十馀人分撰十四门三表,一人担任一门或一表,共二百卷四百馀万字,至1939年秋(仅仅一年时间),除《故宫志》一门未交稿外,便全部竣工了。

    这是不是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呢?却又不是。新写的出版说明云:“此书不仅广泛收集了前代的文献,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浏览了一下《艺文志》和《艺文志补》,所收约两千种关于北京“地与人”著述的目录和提要,比到国内任何图书馆去检索能得的多得多。《礼俗志》中记北京本地小吃,“驴打滚乃用黄米面蒸熟,红糖为馅,滚于炒豆面中,使成球形;各大庙会集市时,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卖,近年则少见矣”,也写得津津有味。持与近年所出志书相比,说它“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似乎并非过誉。近几十年修史的详情无从知悉,修志的情况则多少晓得一些,即拿敝省省志中的“新闻”“出版”二志而言,这两册最多顶得《北京市志稿》中的两册吧,而所花的人力、财力、时间,都不知多出了多少倍。1938~1939年间北京断非盛世明时,夏仁虎等人何以能干得如此“多快好省”,愚如我者真百思不得其解。听说前苏联研制秘密武器,设计者多为本国的犯人和敌国的俘虏,严密监管下不仅工效特高,保密也更放得心,难道他们也是在刺刀和皮鞭下创造高效率高质量的么?

    当事人的说法却又否定了这种臆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先生1938~1939年参加过《北京市志稿》的编纂,1988年又为《志稿》出版写了总序。他说,当时的总纂、分纂诸人“大都为学术界名流学者,各有专长,因而待遇优厚,礼敬有加”,“这些老辈不但对史例的制订,条目的安排,史料的选择,人物或事件的评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且从善如流,吸收年轻人来从事工作”(苏先生当时便只二十几岁),“所以如此庞大的著述,才能于短短一年内竣工。”既然“礼敬有加”,当然不会刺刀皮鞭伺候;而“待遇优厚”,则肯定要在一万元之外办“特供”。

    现在该“点题”来说说“盛世修史”了。近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总经费至少在六亿元以上。”几千人和缪荃荪认为“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不止百倍,六亿元则是一万元的六万倍,真是盛世才有的空前盛况。只不知盛世的司马迁、欧阳修是谁?如今的缪荃荪又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来投标承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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