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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2006-03-22 11:01:00|  分类: 2006年文章精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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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 soho小报 - SOHO小报的博客

(2006年第一期:我最怀念的年代)

 

>>自由撰稿人沈昌文
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
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
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
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
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
从1945年3月至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
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
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
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
编辑,主任,副总编辑
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
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兼《读书》杂志主编


令我今天仍然纳罕的是,
在这种场合,居然在喝酒的时候没人会发牢骚
人人只求把自己灌醉,
然而心安


    当代大陆的各派思想家们常常争论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此来彼去,热烈讨论那时究竟饿死过多少万人,出了哪些问题,责任又该在谁谁。这类大事,愚鲁如我,实在无法置喙。但是,一读到这类文字,我会立即想到自己在当年可悲而又滑稽可笑的处境,想到一些难忘的人和事情。

    1957年,我侥幸没划上右派。1958年,因此大为积极。凭我的羸弱,居然是大炼钢铁的积极分子。我们把每家每户的废铁乃至有用的门锁、铁链都收过来,连夜投入炉内融化。当晚炼完铁,几个长者带领我们去附近的“大酒缸”喝“老白干”。后面这一场景最为激动人心,但令我今天仍然纳罕的是,在这种场合,居然在喝酒的时候没人会发牢骚,人人只求把自己灌醉,然而心安。

    1958年我在全体人员大会上交了心,检讨自己“走白专道路”的错误。所谓“白专”,说的是自己读了一些马恩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后,又去研读了几本他们批判过的原著。大会上一片批判声,只有一位宋家修先生说了公道话。他指出,我的根本问题是书读的太少,根本无“专”之可言,何尝有“白专”之可批。可惜此公自身难保,他的话也就在一片喧嚷中淹没了。我的最后表态是以后决心同资产阶级读物“断绝关系”。

    于是,上面觉得我这个青年虽然1957年有点右,还是有药可救,于是,1961年,让我去河北高碑店公社参加“整社”,下乡锻炼,以观后效。

    那年,在北京也已吃不大饱饭。我好歹已升入“糖豆干部”(科级,每月有糖和豆的供应),但为了以后能做“肉蛋干部”(处级,每月可供应肉和蛋),下狠心在农村大干一场。

    到了高碑店,在住处一看,我的“同床”竟是高骏千老兄。高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编辑,算是老熟人了。我那时也算是朝内大街166号大楼的积极活动分子。那个楼里有两家出版社,我到处串门走户,熟人不少。同高兄更有一缘:那年炼钢之余,要演话剧。我可能形象不佳,人们让我演一个被批判和遭诅咒的美国鬼子。这我也认了,可是我不会打领带,又没西装,怎么办?一切一切,都由高兄协助。那时我拜他为师,第一件事就是学打领带。现在同卧一榻,自然更要向他学艺一番。我虽然被批过“白专道路”,但他的看法接近宋家修先生,劝我不要放弃努力。他是英语专家,但我不愿学英语,因为太帝国主义了。我在偷偷学德语,每天背《共产党宣言》,把“幽灵出没”之类弄得滚瓜烂熟,可他不喜欢德语。他每天自学阿拉伯语甚勤,因为他在编辑部要开拓这方面的文学出版业务。我一看阿拉伯文字母就吓回去了。后来我们俩达一协议:由他教我法语。那是他在燕京大学念书时的第二外语,熟透了的。

    于是,我们两人每天“访贫问苦”、下田劳动之余,就偷偷叨咕那几句法语。一年下来,应当说念了不少,但是记得最牢的只有两个词,一个是une pomme de terre,另一个是bon appetit。前一个词意为“土豆”,可是法国人也怪,按法文原意那几个词的意思是“地里的苹果”。我和高兄,每月只有二十斤不到的粮食定量,不能不多吃白水煮土豆充饥。往往还不饱,于是一起下田去采野菜。每逢土豆到嘴,两人都得念叨一句法国话“地里的苹果”。你想,天天有“苹果”吃,多美!至于饭前,尽管粮食极少,我与高兄必然礼貌地说一句“bon appetit”!(好胃口)这是法国人宴席上常用之客套话。

    骏千兄不善言谈,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中,自然要彼此多说身世。我奇怪的是,尽管我俩睡的是大炕,盖着破被子,可他睡前一定要换绸衬衣,据说否则睡不好。由这衬衣,我知道他如何由一个比较富裕之家的孩子,投身革命。他喜欢说爱德伽·斯诺,以及他的《西行漫记》。他加入共青团比我早,觉悟自然比我高。只是他太爱文墨生涯,说到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就一点也没批判态度了。又喜欢说外国电影。我小时候在上海美琪、光陆电影院似懂非懂地看过的原版电影,他说得滚瓜烂熟。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里面一个有音乐天才的年轻人喜好拳击,他爸爸很生气。有一次,父亲举起儿子的手,说明从钢琴家的手变为拳击家的手是如何的堕落。老父亲有长篇激动人心的对白,我的英语程度只能听懂一小半。我问骏千兄,他居然原原本本都说得出来,我佩服得不得了。

    在解放后中国最困难的那个年头,我同这位奇人同卧一榻,白天奔走田间,采摘野菜为生,夜间连床共话,由他传授我种种学问知识,包括法国话,在我说来,可谓毕生幸事。“锻炼”结束,回到北京,我算是锻炼后处境大变,入党、结婚、被提拔…… 好事全没错过。但是真正有用的反倒是那些学过的外国话。有一次同一位领导对话,他居然发现我还从法文读过拉法格,于是推荐我进到上级机要部门编了多时“灰皮书”、“黄皮书”。可是高骏千这位老兄,却依然故我。“文革”之中,老兄处境当然很不顺畅。之后去美国定居。我在美国住过他家,按说更加可以连床共话,这时却再也提不起当年的兴趣了。

    高兄去年仙逝。在美多年,仍然不断研究老电影。积稿无数,至今在我案头。他对文学、对电影有太强烈的兴趣,加上遇事不肯苟就,不仅入党升官没他份,最后连个人婚姻也没“完成任务”。我同他在彼此生活最困难的一年,有过那么一段经历,我有幸在他带领下知道不少世事,又学得一些本领,应当是毕生一段难得的经历。由此,我不忘记那年代,更不能忘记老高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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